常教授的狂犬病毒被完全清除后，已经从ICU转进普通病房进行康复治疗。
他现在除了双侧下肢肌张力障碍之外，没有留下其它后遗症，治疗非常成功。对于狂犬病的治疗，杨平没有时间去总结，于是将这种新方法的总结工作交给了南都附一的感染科和ICU，这算是给岳父大人的小小礼物吧。
南都附一的感染科和ICU肯定可以凭借这个新方法设立课题，然后进一步研究。现在这个方法只有成功的个案，但是不管以后的多样本成功率如何，它实现了零的突破。
思思出院后不久又回到三博医院进行K病毒治疗，现在需要每四周治疗一次，也就是治疗一次，间隔三周，每次治疗需要住院一周。对思思来说，她已经习惯在医院和学校之间切换，而且比起以前，现在这种切换显得轻松而有规律，而且每次治疗都能够多一份希望。
K病毒的治疗已经形成一套标准的流程，这次也完全按照标准流程来进行：注射K病毒治疗，然后注射后立即、6个小时后，12小时后，24小时后，48小时后，72小时后……抽取血液标本，进行病毒浓度检测，在第三天，第七天两次进肿瘤局部穿刺获取肿瘤活体组织进行细胞学检查。
大家实验也没有之前的紧张和担心，现在的K病毒经过多次的变异，对人体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除了三天到五天的低热，不会有其它更加严重的不良反应，除了多喝水监测体温之外，不需要任何的医疗干预。
抽完血后超过十二个小时，杨平还没有接到张志伟教授的电话，平时实验一般是抽血后大约三个小时就能接到张教授的第一次数据汇报。这次怎么这么久没反应，杨平检查自己的手机，既没有欠费，网络也是正常。
可能实验出现一点困难吧，比如识图软件出现Bug，作为推出不久的软件，它需要不断地升级完善，有时候出现一点Bug也不足为奇，杨平继续耐心等待数据。
在等待期间，他继续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又从整体上对目前世界肿瘤治疗发展的诸多方向进行分析，试图找出一些有价值的新线索。
张志伟教授的电话来了，他的语气比较焦急：“杨教授，这次的标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怎么一个被K病毒感染的肿瘤细胞都没发现呢？”
“一个都没有？”杨平想再次确认。
对于一个严谨的科研者来说，对于任何疑问绝对不能轻率地否定，出现的任何异常，你要首先当作它是存在的，然后进行认真地思考。
国内某大学的消化内科专家在读博士期间，就是因为轻率地否定实验中出现的异常，最终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他在读博士期间研究胃癌的发病机理，有一次他在患者的胃液里找到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细菌，于是将这种情况告诉导师，导师笑着说：“你傻呀，人体的消化系统是开放的管道结构，每天要从外界摄取食物和水，食物和水里有大量的细菌，所以胃里有细菌不是很正常吗？肠道还是人体的细菌库呢，无数种细菌聚集在那里。”这位博士听后惭愧地低下头，认为导师说得对，自己是如此的幼稚，还以为发现什么重大新信息呢，原来是这回事。后来澳大利亚一个医生也从胃里发现了这种细菌，他没有轻易否定这个异常，而是一直研究，将细菌提取出来进行各种分析，最后发现这种细菌是幽门螺杆菌，与胃癌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成果，这位博士和另一位共同研究的同事后来获得诺贝尔奖。
这种现象很奇怪，前段时间还好好的，实验一次比一次成功，这一次怎么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最初以为是识图软件出现问题，但是我们所有研究员用人工方法看了很多图片，结果也一样，没有一个肿瘤细胞被感染，更不用说被K病毒启动凋亡程序了。”张志伟教授越说越激动。
杨平立即说：“需要做两方面的分析，一认为这就是事实，二这可能是一个错误，不能只做单方面分析，这样容易忽略真实的问题，我立即赶过来和你们一起分析异常。”
如果这是事实，说明实验出现意料之外的全新问题，杨平立即赶往南都医大的病毒实验室，他要亲自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会这样呢？太意外了，必须认真严谨地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来到南都医大时，张教授和实验室的研究员们正在讨论这次试验的意外情况。看到杨平进来，大家都停下讨论。
杨平坐下来：“大家继续讨论，我也是来参加讨论，与大家一同分析背后的原因。”
张志伟教授说：“杨教授，要不你还是亲自看看一些电镜下的细胞图片，然后我们再讨论。”
这样也好，起码杨平亲自验证这个问题是否存在。随即抽取一些样本，他亲自看了一个小时的图片，真的没有发现一个被感染的细胞。
从上次实验的经验来看，这种感染的分布非常均匀，不会存在某种偏向性集中，所以人工看图一个小时都不能发现一张被感染的图片，后面肯定也不会有。
但是杨平还是不放心，万一感染存在某种偏向性集中呢，前部分的所有图片是零感染率，而感染全部集中在后面的图片。就像抓鱼一样，鱼不一定均匀地分布在河里，捕鱼者正好处于无鱼区，当然不能抓到鱼，但是这时不能说这条河里没有鱼。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不是没有。这样就造成一种假象-——所有标本没有被感染。
科学是严谨的，思考问题必须尽量做到滴水不漏，任何的漏洞可能干扰思路，导致整个实验失败。
''怎么办？”张志伟教授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实验可能遭遇失败，因为当时的实验感染率比较低，但是如果能够维持感染率，利用多次的治疗可以达到优良的效果。现在突然出现零感染率，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治疗效果。
“我们先排除识图软件是否有故障，将所有图片的次序随机打乱，重新用识图软件过一遍。将以往几次实验的电镜图片全部调出来，用识图软件再次过一遍。检测的时候让软件开发人员一起来参与分析，这样可以检测软件是否有问题。如果软件没问题，我们从打乱顺序的图片里随机抽取一部分，我们进行人工识图，延长人工识图的时间，大家今天辛苦一下。”
杨平经过一番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实验已经进行这样，千万不能因为任何的疏忽才错过重要的东西。
张志伟教授立即将工作安排下去，为了缩短实验的时间，杨平将三博医院实验室人员全部调过来帮忙看图，他们都具备看图的素养，人工看图的速度非常慢，一张一张地看，人多看图的数量多，样本数量大，得出的结论可靠性也要大很多。
实验室所有电脑都被利用起来，大家轮流着开始对图片进行认真细致地阅读，当机器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值得信任的时候，人力是唯一的依靠，也是最后的依靠。
最可靠的是人，最不可靠的也是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机器。
电脑围成一个大圈，杨平和张志伟教授坐在圈的中间，杨平闭目养神，他在思考这个实验还有哪些漏洞是没有想到的。张志伟教授也没有说话，当实验遇上这种突然的变故时，如果这个变故是事实，不是机器错误产生的，这时候意味着前面的努力可能白费，这让张志伟教授心里十分难受。
人工识图非常伤眼力，大家为了多看几张图，临时调来的眼药水都是还几袋子，但是没办法，如果样本数量太少不能说明问题，所以大家尽量多看一些图片。
大约到晚上十点时候，杨平看了看时间：“大家停下工作，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继续，后续穿刺和抽血标本明天也会送来，我们明天再增加一个实验者，这样数据更加可靠。”
本来赵宇凡与思思的实验时间是错开的，但是现在必须放到一起来做，让两者的实验数据可以对照，防止出现一些偏差。
杨平不想大家熬夜，这项工作很重要，但是绝对不是很急迫，没必要牺牲健康来缩短这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熬夜不仅损害健康，还会使这项精细的工作出现差错。人在精疲力竭的时候，注意力肯定下降，很容易放过一些图片的细节。
第二天，这项工作继续，一直持续到晚上，一共人工阅图12000张，有27张被认为受到病毒的感染，但是经过杨平与张志伟教授的复核之后，被认为这27张是误判，这些图片上的肿瘤细胞也没有受到病毒感染。
人工识图的结果是12000张图片里面，没有一个肿瘤细胞被感染。
那么识图软件有没有问题呢，经过使用原来的图片对试图软件进行测试，试图软件完全没有问题，那么这次试验出现的反常数据是事实。
人工阅图与软件阅图结合起来，这次的实验肿瘤细胞没有一个细胞被感染，说明要么感染率为零，要么感染率极低，导致采集样本根本采集不到阳性的样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
杨平将所有实验团队成员召集起来开会讨论。
“我们采用的K病毒与前几次实验是一样，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一、K病毒没有到达目标就被人体免疫系统干掉了；二、K病毒失去了感染肿瘤细胞的能力。”张志伟教授分析道。
陆小路同意这个看法，他经过一番琢磨后说：“这两种情况不管是哪一种，要么K病毒出现了变异，对抗免疫系统的能力或者感染肿瘤细胞的能力都降低或丧失；要么人体在几次实验中获得了某种对付它的能力，比如针对它的免疫杀伤能力增强，或者肿瘤细胞发生某种改变，可以拒止这种病毒。毕竟K病毒是经过基因修改的病毒，稳定性不一定很好。”
杨平点点头，大家分析得没有错，说来说去都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要如何来查清楚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又怎么来解决问题。
“围绕刚刚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拿出一个详细的方案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如：病毒结构分析，看看它是不是变异？实验者体内的抗体检测，看看是不是产生了针对这种病毒的特异性抗体？肿瘤细胞的结构分析，看看是不是肿瘤细胞具备某种针对它的逃逸或保护机制？”杨平说。
围绕这些问题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所以科研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当你认为快成功的时候，其实是错觉，最后发现整个实验是错误的。当你认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其实是钻进一个死胡同。
如果在实验者的体内已经出现一种高效的抗体，这些抗体识别K病毒后，然后将病毒给团团围住，挡在人体细胞外面，病毒入侵不了细胞，不能繁殖，慢慢的就会逐渐的分解，这是人体免疫系统对付病毒的惯用手段。
为了弄清楚抗体问题，只能抽取思思体内的血液检查K病毒的抗体，为了检测抗体，必须开发出一套检测抗体的方法和对应的试剂。
这就需要与锐行公司的研究合作，锐行公司现在有专门生产诊断试剂等产品的分公司，有一批专门从事诊断产品研发的研究技术人员，为了让诊断试剂开发更加顺利，杨平让三博医院的检验科也参与，病原体研究、诊断试剂研究和诊断临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这只是一个方面的研究，还有肿瘤细胞的结构分析，K病毒结构分析等等，接下来的工作非常麻烦，没有极高的热情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这次试验的转折究竟将实验带向哪里，杨平现在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