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由祖国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人民的敌人和社会渣滓组成的所谓的卡尔梅克突击队干尽了坏事，几天前，他们冒充伟大的工农红军，偷偷摸摸潜入阿廖夫家里，残酷无情地杀害了阿廖夫全家，那个卑鄙无耻的头目、卡尔梅克人的败类（我们不愿意说出他那又臭又长的名字，以免脏了我们的嘴）强奸了阿廖夫六十多岁的祖母，并抓走了阿廖夫祖母辛辛苦苦养大的两只鸡……”
廖廖数行念一句笑一阵，竟然念了十分钟之久，包括有两分钟的吵架时间：鞑靼有意无意地老往那两只鸡上扯，格鲁勃斯便认定这是影射他是鸡奸犯，两人差点动起手来。
鞑靼念到最后两句时大家都默然了：“光荣的红军战士们，如果你们抓到这支认贼作父的匪徒的话，不论是法西斯强盗还是苏联的叛徒，一律不留活口，把他们像野狗一样打死，决不让这些肮脏的走狗玷污神圣的俄罗斯土地。”
鞑靼无声地骂着，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狗蛋拾起来展平，连同鲍斯特的那张一起揣进兜里：“不是我小店儿（小气），用这个卷旱烟贼好。”
车停了，冉妮亚从驾驶室跳出来，匆匆忙忙隐身于树丛背后，几分钟后出来了，趁上车之机，对坐在最边上的盗窃犯撂下一句话：“队长出事了。”
盗窃犯说了上车以来的第一句话：“卡尔梅克人让我军法庭告了。”他发现大家都盯着他看，改口道：“德军，德军军事法庭。”
大家猜起谜语，鞑靼似乎在自言自语：“队长到底干了什么？让人家如此兴师动众。”狗蛋有口无心地插言： “是不是真的干了像鞑靼拾来的材料上说的那样……”
“你放屁。”鞑靼脖子上青筋暴突，“给你个60岁老太太，你去强奸吗？”
强奸犯期期艾艾：“是不是干了其他什么事？比如无意中拿了什么军用物资？有一次他拿来许多美国罐头让我们吃，还兴冲冲地说军需官没看见。”发现大家齐刷刷看着他，又齐刷刷去看盗窃犯，再次转到他脸上时眼睛里饱含担忧。
果然那边发话了：“那里来了一头野秃鹫，在这儿尽放臭不可闻的臭屁。”盗窃犯看来气坏了，还知道有野秃鹫和家秃鹫。也知道还有比臭不可闻还臭的屁。
汽车经过沃尔霍夫铝厂，他们的头像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一直盯着铝花飞溅的车间，还有曾经的集训地——那座仓库。这些在德军参谋总部没有正式编制的突击队，他们中的德军刑事犯像一股涓涓细流，一个多月前汇集到铝厂的一个车间，先是卡尔梅克人、后是冉妮亚把他们重新锻造，使他们像一股清泉，去洗涤战场上的污泥，污泥洗干净了，清泉变浑浊了，于是他们被送上法庭，希望把他们重新再变成清泉。
汽车穿越沃尔霍夫城区，街道两旁的市民驻足观看武装押送的他们，胆大点的悄悄议论：怎么自己人抓自己人了？是不是他们的情况不妙了？
车辆驶进水电站旁边的一座小礼堂，据说这个礼堂是20年代为招待帮助修水电站的德国工程师修建的，今天用来当作战地法庭。
他们被轰下车，恹恹地在车旁挤一堆站着，宪兵队长从后面车上跳下来，气势汹汹地冲到他们跟前：“你们像一群猪呀，德国的猪都比你们站得直。立正——开步走，那个瘦高个走在前面。”
米沙跟在一个宪兵后面，带领大家走过一堆垃圾场，越过一个高射炮阵地，来到小礼堂门前。门前站着两个宪兵，脖子上的狗链在冬日照耀下闪闪发光。
人渣们被带到审判厅隔壁的满是服装的小屋内，被告知绝对不能喧哗，今天有重要人物旁听。冉妮亚独自坐在角落里，突击队员们把她当成主心骨，她猜想的重要人物是集团军司令，如果她知道元首正在头顶的包厢里，无论如何不会显得如此落落寡合。
大厅里在宣布法庭纪律：“现在宣布几项法庭纪律：一、不准随意走动，不准大声喧哗，不准鼓掌。坐下。”然后是迟豫不决的落座声。
小礼堂坐满了穿制服的人。法庭正中挂着元首著名的凝神远望的半身像，下面就是法官。左边是公诉人，不远处是书记员席；右边是律师席，离辩护人不远处是证人的位置。主席台下面是被告席，与审判官们相对，以便于相互察颜观色。
法官席上的三位审判官在翻看厚厚的案卷，主审在军服外面套着法袍，在他动作幅度比较大时，法袍下会露出他的上校军阶和血红色兵种色，足此显示审判的档次还是比较高的。两边的审判员法袍的开口较低，不用费心地去猜他们的级别，两人的军衔相差悬殊：一个是少校，另一个却是小小的少尉。
少校宣布开庭审判。另一边的少尉瞪着眼前的名单，深吸了一口气，大声宣布：“带克拉斯克伊柳姆日诺夫到庭——”声音之宏亮，足以诠释以如此低卑的地位坐上高贵的审判席的原因。
声音被二传、二传复制、粘贴，一直传到门外。卡尔梅克人被两名法警夹在中间，从走廊走向被告席。坐在包厢的李德马上发现问题，对赫普纳耳语：应该勿需经过走廊，从剧院后门里直接走到被告席上。
服装室里，突击队员们争先从门缝里看着一脸倒霉相的头儿，边看边议论，门被法警“砰”一声关严了，米沙自嘲道：“这样也好，隔着门缝看人，会把人看扁的。”
卡尔梅克人刚进来时披挂齐全，也许是他有意把所有的勋章和奖章都戴在身上，给观众席上的一些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鲍曼都不得不承认：“他装扮得不错，他那来那么多勋章呢？”。赫普纳有点得意：“那当然，这可是他用命换来的。”“可是怎么站在被告席上了呢？”赫普纳哑然。
李德瞪大眼睛看着眼花缭乱的勋章被法警一件件摘下。德国人以其特有的彻底性，摘取了制服上的肩章、领章、略章、臂章、鹰徽、佩剑、一枚突击勋章，一级十字与战伤章、银质反游击队勋章、脖子下挂着骑士十字、第二个纽扣上的2级铁十字绶带，连手上的国防军陆军胜利戒指也没有放过。
主审官开始必不可少的废话：
“姓名？”
“克拉斯克伊柳姆日诺夫少校”。
法官严厉地瞪了他一眼，重新问了一遍，这次他注意着没把军衔带出来。
“性别。”主审官仍然一本正经地问。
“不是女的。”犹豫了两秒钟后回答，法庭上一阵骚动。法官又严厉起来：“必须准确地回答法庭的提问，不然以蔑视法庭看待。”
“民族？”
“父亲是卡尔梅克人”。礼堂里喧哗再起。“母亲是德意志人。”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了。
“籍贯？”
卡尔梅克人干脆地回答：“不知道。”他很歉疚地向发问者点点头，“惭愧，真的不知道。”
观众席上一片窃窃私语，包厢里李德三人互相轮流望着，审判席上用锤子恢复了安静。
主审官一副饱经沧桑、见怪不怪的修为，“祖籍。”
“好像是卡尔梅克共和国埃利斯塔市，据说在我没满月时到了察里津，噢，就是现在的斯大林格勒……”
“这我知道”。主审官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就是说你在那个布尔什维克的巢穴里长大的？”
他赶紧辩解：“不是，我父亲是粮食贩子，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背口袋的人，颠沛的很，连我都是在一个喇嘛庙里出生的。”
“胡说，是东正教堂吧？”法官肯定地说，他身边的人小声解释：“伏尔加一带有喇嘛庙，卡尔梅克人其实就是蒙古人的后代。”
卡尔梅克人顿了顿，接着说，“8月份我在勃兰登堡集训时看了一部电影，故事情节是1928年一群伏尔加德意志人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不远万里，穿越中苏边境进入满洲……”
“法庭禁止与本案无关的讲述。”主审官严厉地打断他，接着问：“婚否？”
“小时定过娃娃亲，是个鞑靼小丫头。”他道。观众席上一阵轻松的笑，李德也咧嘴笑了，并向赫普纳和鲍曼担当义务解说员。服装室的鞑靼乐了：“嗨！这家伙，他应该叫我舅舅。”
主审官不急不躁地继续：“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徒？”
卡尔梅克人声音一下子低沉下来：“半年前我是苏军副连长，非党人士不可能提干的。”
“请你正面回答是还是否。”法官看来对这种嚼唾沫星子玩腻了，提高了声音。
“1936年入的党。”卡尔梅克人简直是自言自语，法官喝道：“大声回答。”
卡尔梅克人用手比划着大声回答：“1936年，当时全苏正搞肃反，我在那时候入的党，要不然的话……”
“被告，在法庭上不准指手画脚。”法官训斥道。
“我在回答贵庭的问题。”卡尔梅克人脸微微红了。
“这是法庭，不是外交场所，不准用‘贵庭’的字眼。”法官鄙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