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石脑水库大坝竣工仪式之后，各民兵营迅速撤回了各自的村寨。指挥部人员哪来哪去。原本有想法的赵大友，不得不面对现实，回到了南丘村。
友兵从石脑大坝回来之后，继续担任村民兵连长，因为，这时，中丘公社开始着手在东丘村附近，在中丘河北岸筹建一座造纸厂，再加上姑舅弟兄马振邦的帮助，继续兼任造纸厂司机。
朱友康的姐姐朱友钟也和赵大友一样回到了南丘村。并且赶在1981年修改婚姻法之前的1979年结了婚。
随着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及《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颁布和批转，个体经济成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出现“承包制”。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县社系统的车队停止了运营。朱书堂的第五生产队，从此停止了石英石的挖掘和运送，不久，集体耕地进行了测量，集体资产进行了核算。农村土地大包干开始逐步推开。
老冯头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和老朱这个第五生产队一样，划分了责任田，拆分了队集体财产。大家都牵挂的油坊，也不得不解散。
这些日子里，他们作为集体经济的最后一代践行者和见证者，整日忙碌在田间地头，粮库牛棚。等一切分配到每一家农户之后，心里一下子空唠唠的，竟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失落惆怅。
这应该是在改革潮中出现的正常情况，属于过渡期综合证。他们除了失落和惆怅，农田的归属感同样像强心剂一样，让他打起了精神，开始谋划着自己的农活儿。
这个一向习惯做各种记录的朱书堂，在土地承包之前的最后一次记录是这样的：
1979年交土粪情况
元月16号：长1.7仗、宽8.2尺、高1.48尺=7.9车，每车43分，合计339.7分
元月21号：长1.55仗、宽6.5尺、高1.4尺=7.83车，每车40分，合计331分
2月21号：长1.63仗、宽0.5仗、高1.5尺=6.78车，每车42分，合计385分
3月18号：长8.4尺、宽6.4尺、高1.49尺=4.18车，每车41分，合计171分
3月25号：长8.4尺、宽5.4尺、高1.35尺=3.4车，每车41分，合计139分
4月2号：长1.38仗、宽6.4尺、高1.4尺=6.86车，每车39分，合计268分
5月9号：长1.3仗、宽7.5尺、高1.06尺=6.7车，每车41分，合计275分
上半年合计：43.65车，1790.7分
9月23号：长1.28仗、宽8.4尺、高1.08尺=6.44车
9月23号：长4.2尺、宽5.7尺、高1.08尺=1.43车
以上合计：7.87车，每车44分，共计346分
10月28号：长1.1仗、宽7.5尺、高8.3寸=3.8车，每车41分，合计156分
总累计：55.32车，2292.7分
1979年夏季分小麦情况
1、工分：朱书堂从1978年12月至1979年5月31号共2366分
丽芝从从1978年12月至1979年5月31号共785分
合计：3151分
2、小麦分配：四六开，工分比例26.8，定量5.8个，比例34.8，每百斤应分比例61.6
现全队已分小麦10000斤，平分小麦616斤。
以上为队会计统计数字。
1979年秋季分粮食数目
9月5号：分谷子，每个定量50斤，定量5.8个，分谷子190斤
9月9号：分黍子净重140斤
9月10号：二次分黍子，每个定量10斤，分净重58斤
9月14号：分豇豆，每个定量3斤，分净重17.4斤
9月16号：找齐，分黄谷114.4斤
9月18号：分晚谷（小红谷）289.9斤
9月22号：下午分玉米棒200斤
9月22号：二次分黄谷40斤
9月25号：二次分玉米棒240斤
9月26号：分黄豆42斤
9月28号：二次分黄豆11.7斤
10月3号：分菜籽油媒人2斤，共计12斤，每斤0.65元，交现金7.8元
10月6号：下午分红高粱56斤
10月10号：分秫秸30捆
10月16号：分山药200斤，分胡萝卜350斤
10月14号：分山药50斤，胡萝卜280斤
10月18号：分山药100斤，胡萝卜200斤
10月19号：分芝麻每人2斤，共12斤
10月26号：分芦苇6捆，
1979年分配情况：
1、全年工分：7841分，土粪2292分，包工地938分
合计：11071分，扣除自留地280分，剩余10791分
2、找齐谷子182.6斤
3、每个工值：0，25元，本年度还可以从队里领取48.81元
4、母亲无工分，扣除口粮钱21.26元（与哥哥分摊）
本年度可以领取38.18元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村最真实的生活情况。朱书堂带领一家人拼命地干，到头来分得了38块一毛八。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这一年没有打饥荒。
要不是给县社运送石头，年底的收成还要更糟糕。今年之所以工值低了一些，主要是队里的运送石头出了事故，挖石头的也出过事故，否则的话，工值还会高一些。
像朱书堂这样的家庭能够分得600多斤的小麦，不能不说是他带领五队社员们，在救命河里打了一眼大口井所起的作用。
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朱友康本人最大的贡献。
要不是自己穷，不要是吃了伯母的侄子——中丘公社革委会主任马振邦的红烧肉，朱友康的作文——“我的最奇葩的愿望”也就写不出来，救命河里的水利设想，也就不会在他的父亲朱书堂手里变成现实。
朱友康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他们全家只分得了60斤小麦，就连过年都吃不上白面饺子。
另外，我们从朱书堂一家土粪挣的工分这个侧面来看，也可以了解到，朱书堂一家是多么的勤劳。每天除了下地干活，还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收割野草茅草造出土粪，尽最大努力多挣一些工分。
老支书梁鸿信更是庆幸自己的工作干得利索，干得雷厉风行，成效快，收工早。
因为在恢复了职务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精心设计，统筹谋划，快马加鞭，顺利完成了振兴新农村的第一步规划——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他完成了救命河大坝的修建工作，完成了南沟大池塘建设，完成了西山水库大坝的拦截修筑建设，唯一的遗憾就是，在村南山岗上寻找的几处深井钻探，没有成功。
只要深井的钻探取得成功，紧接着南丘村第二步规划——新农村规划建设就会实现家家饮用上自来水，省去了辘轳浇水，水桶挑水的负担，挑水喝的历史就会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