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标题：先谈谈主义
笔者声明一下，本章很多都是慕容自己总结的，如有错漏，诸君不必客气，直接打脸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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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要说说清楚，我们的袁大师早就知道哈佛三杰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哈佛大学。
实际上，他用大师球系统做了一张“大师地图”，当世但凡能称得上大师的人物他都知道在何处。
只不过袁燕倏并没有主动去找人家，原因么……很复杂。
现在是吴宓和陈寅恪马上要离开美国。“NY的NY”名头又实在太过响亮，目前还算是年轻人的“哈佛三杰”就有了好奇之心，想要抓紧时间见上尼奥-袁一面，这才有了这场晚宴。
只见陈寅恪大师举起酒杯，向着袁大师感慨地道：“犹记得你我辛丑年间（1902年）在金陵之时，这都快二十年了吧。想不到如今却在纽约见面，鸿渐兄也已蜚声中外，名震文坛……”
“来，愚兄敬你一杯。”
我勒个去，原来老子的大曾伯祖父和陈寅恪还是总角之交。
“鹤寿兄，你这话说的小弟都不好意思了，只有先干为敬了。”
袁燕倏也笑嘻嘻陪他干了一杯，然后亲自起身帮他满上了一杯道：“鹤寿兄，你如今不也是学问精深，备受赞誉。小弟听说你不日要再赴柏林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道：“来，小弟也敬你一杯，祝老兄早日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之桥梁。”
袁大师这个“沟通中西文化之桥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学贯中西的民国大师确实很多，不过其中最符合这一称号的那也只有陈寅恪了。
1949年天魔传人访问苏联，铁人大叔问他，贵国陈寅恪先生如何？
原来他写的《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多处引用陈寅恪的著作。可以说陈大师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铁人大叔对于中国的看法。
铁人大叔要了解赛里斯都需要去读陈大师的文章，他不是桥梁谁还是……嗯，现在自然还有“特殊材料打造而成”的袁大师。
所以陈寅恪听到这个什么桥梁，心头顿时生出了如得知己之感，两人相视一笑，再干了一杯。
两杯酒下肚，陈大师酒意就有些上头了，直言不讳地道：“鸿渐兄，愚兄拜读过了你的那篇《妻妾成群》……”
鸿渐先生第一部白话文小说那是墙外开花墙内香，轰动了中国之后又传回了美国。当时《留美学生季报》的总编辑沈卓寰就给袁燕倏写了一封信要求转载。
此君就读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今年下半年六月份回的国，巧合的是，他居然和吴宓住同一个舱室。
袁大师欣然允准，还大方地不收稿费。因此也有不少在美留学生读过了《妻妾成群》。
“不过，鸿渐兄。子不言父之过，你这本小说有点过了啊。”
“嚓！”
一言不合的袁燕倏，一言不发地点燃了一支雪茄，心里面很是不痛快。
九零后的他哪里会顾忌什么“子不言父之过”啊，何况袁老爷子也不是他父亲而是他高祖父，隔了太多辈还没见过面，想亲近都亲近不起来。
他咳嗽一声道：“鹤寿兄，你这话小弟就不敢苟同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要再死抱着不放，我国还如何追赶西方先进国家？更何况，纳妾制度在当今世界那是落后滴、反-动滴、不文明滴，殊不足取……”
反正他现在不能纳妾只能养外室，自然要强烈地反对落后滴、反-动滴、不文明滴纳妾制度。
“我们既来到了美利坚这样的开化国家留学，自然要把现代文明带回国内。文明也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除了提升我国物质文明之外，对于我国精神上的不文明自然要鸣鼓而攻之，我想老兄应该也是明白的……”
“而我国精神上最不文明就是儒家那套君臣父子，克己复礼……”
他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自然要这么说了。他总不见得一边推崇纯粹之自由，一边还要讲三纲和五常。
“鸿渐兄，慎言之！”一旁的吴宓忍不住开口打断道，“君臣父子确实属于封建糟粕，但是克己复礼乃是至上之理。就连我的老师白璧德教授也推崇备至……”
吴宓的老师白璧德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年），这位哈佛毕业的哈佛教授是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也是比较文学的开创人。
那么新人文主义是什么东东呢？
这是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来说非常重要的东东，不得不详细介绍一下。
有新就有旧，所谓旧人文主义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反对神权束缚，追求个人解放；反对等级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反对蒙昧主义，追求理性至上……
总而言之，便是“以人类为万物之尺度”。
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
一开始新人文主义只是一种文学批判理论，主张文学应恢复以“适度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倾向（包括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思潮）会牺牲美的全部含义，应该加以否定。
后来就扩大到了文学批判之外，他们批评了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带来了道德沦丧和人性失落，呼吁节制情感和欲望，恢复人文秩序，
简而言之，伦理道德才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而这个理念非常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这个说法。
所以，一方面就如同吴宓所言，白璧德非常推崇儒学。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生长于浙江宁波，所以他“对中国有一份偏爱“。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有组织，有能力，必须具欧西之机械，庶免为日本和列强之侵略”，“中国亦须脱去昔日盲从之故俗，及伪古学派之牵锁”。同时他也提醒“中国在力求进步的同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
另一方面他的中国学生们对于新人文主义那是如获至宝，奉如圭臬。
而受到他影响的民国大师除了哈佛三杰之外，还有梅光迪和梁实秋等人。这帮人便是在二十年代和《新月》派齐名的《学衡》派。
日后王国维、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等大牛人也会加入进来。他们便是第一代的“新儒家”。
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一下，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帮人会如此热情地拥抱新人文主义了。
拿吴宓作为例子，作为有志于救亡图存的赛里斯年轻知识分子，他原本留学是想要攻读化工专业。不过他可是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认为他学理科太可惜了，建议他去美国学英国文学。
而当他来到美国之后，中国留学生听说他是来学英国文学的时候，均以怪物和废物视之，让他感到压力山大。
在这个时候吴宓遇到了中国第一位留美文学博士梅光迪（1890-1945年），此君不但是胡适的徽州同乡还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上的死敌。正是他把吴宓介绍到了白璧德门下。
好了，一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本来已经非常痛苦地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现在他遇到了一位知名的哈佛教授，告诉他你们中国文化其实很行，甚至比现代西方主流思潮都要行……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会怎么想？
于是这帮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自由派中的保守派，他们把新人文主义与东方的儒学进行比较和融通，在国内大肆宣扬。
这些“新儒家”们真心地认为这才是既能救亡图存又能保存传统的不二法门。
这下知道这帮人为什么留学欧美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回来之后居然成了国学大师了吧。
1922年1月，梅光迪和吴宓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马上就和胡适和鲁迅等这些新文化运动干将展开了论战。可想而知，其中活到49年之后的全都成了大右派。
因吹斯听的是，推崇复古的《学衡》派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死灰复燃，被第三代“新新新儒家”所继承。后来南京大学还有了一个“学衡研究院”，出了一本《新学衡》杂志，提出了“全球本土化”这个命题。
其实真正的第三代新新新儒家还算靠谱，再怎么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东方某大国，这也是能和马克思主义和TOTAL西化派分庭抗礼的三大主流思潮之一。
不得不说，新新新儒家的存在还是合理的。假设一个人的屁股实在没办法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而此人的脑袋又无论如何接受不了TOTAL西化这个“好主意”，那这位也只好随那些大师而去了。
不过打着新儒家幌子的什么“读经派”，什么“女德派”，那才是不知所谓，堪称是群魔乱舞。
总结一下，新人文主义在1922年传入中国之后深刻地影响了自由派中的传统派，新儒家由此诞生；在此之后，一直有人在做把儒家现代化的尝试，这就有了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新新儒家；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新人文主义依然是第三代新新新儒家的理论依据。
说完了《学衡》派和新人文主义，那就要说说我们袁大师的立场了。
在民国思想领域有三股取向分明的文化思潮，那就是最左的激进主义和最右的保守主义，还有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自由主义。
袁燕倏现在也只能选择自由主义，而且按他的本心来说，要当自由派那就要当自由派当中的激进派，也就是TOTAL西化派。
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和哈佛三杰们凑近乎了吧，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哈哈哈……”我们的袁大师仰天长笑道，“克己复礼？！哈哈哈……”
他一边大笑一边背诵道：“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当然啦，别说过目不忘的天才儿童的吴宓了，在座各位又有谁没有背过《论语》呢？又有谁不知道这句儒家的“切要之言”呢？
袁燕倏笑声一收，斜睨着吴宓问道：“雨僧兄，请问颜渊问仁，问的是何人之仁？”
还是当然咯，吴大师毫不犹豫地道：“鸿渐兄，自然是君子之仁咯……”
“照啊！就是君子之仁！”
我们的袁大师高声打断了吴宓。
他环视了众人一圈之后，突然抬起手，指着一人道：“那么我们之中也唯有他堪称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