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攻占襄阳之后，恢复了大魏的旗号，自立为魏兴王，并大封群臣，封胡烈为前将军，夏侯咸为右将军，句安为左将军，王买为后将军，钟邕为长史，田续为襄阳太守，皇甫闿、爰青为左右护军，兵马十余万，声势浩大，俨然成为晋蜀吴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襄阳南面与东吴相接，西面与西蜀相连，北面与晋国的南阳郡毗邻，自立之后，钟会明白，司马炎必定会调动人马疯狂反扑，如何在襄阳立足，也确实让钟会费了一番心思。
襄阳乃南北东西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钟会首先要考虑的，是免受腹背受敌之苦，西蜀那边暂时不用考虑，就算是姜维拿下了汉中，也不可能从巴东小路上进军，只须派驻一支人马在巴东小路的险隘之处驻守，完全可以挡得住蜀军的来犯。
唯一让钟会担忧的就是襄阳南面的江陵之敌，陆抗进攻弋阳之时，就派陆凯进驻当阳，对襄阳是虎视眈眈，虽然这一路人马是为了陆抗进攻弋阳起牵制作用，但如果襄阳有变，吴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尽管钟会的人马多于陆抗的人马，一对一的话钟会肯定不会发怵，但如果北面吃紧之时，陆凯在背后捅上这么一刀子，那钟会恐怕就真的吃不消了。
为了消除南线的隐患，让钟会可以集中兵力与北面之敌周旋，钟会立刻派人与陆凯接洽，阐明了自己反晋的立场，希望可以通过称臣纳贡这样的方式，与东吴缔结友好盟约，守望相助，共拒*。
从襄阳到当阳，也不过就是百十里的路程，钟会派出的使者快马只需半日的路程就赶到了当阳，将钟会的书信呈给了陆凯。
由于襄阳事变发生地极快，当陆凯得到消息的时候，钟会已经是控制了整个的襄阳，陆凯就算是再想有什么动作，也是来不及了，他也只有驻兵当阳，静观其变。
看到钟会的书信陆凯略微有些诧异，不过想想也正常，现在钟会背叛了晋国，所以才会选择投靠吴国，只不过钟会的表现也太神速了一点，那边刚刚拿下襄阳，这边就已经是派来使者和吴国接洽了，显然有些迫不及待。
这也怪不得钟会着急，钟会叛乱，带给司马炎的震撼一定是无以加复的，为了扑灭这支叛军，司马炎肯定会派兵进剿的，为了获得吴国方面的支持，钟会当然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派人前往吴国。
事关重大，陆凯自然也不能擅自做主，此时必定得禀报吴主孙皓，不过在上报吴主之前，陆凯还是事先与弋阳的陆抗取得了联系，争取在这件事上面达成共识。
吴国面对魏晋的叛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年诸葛诞在淮南叛乱的时候，就曾请求吴国的援助，也是向吴国称臣，当时吴国也派出了援兵，前往寿春救援。在当时，钟会和陆抗做为敌对阵营的一方都加入了这次战争，并且在战争之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只不过当时钟会和陆抗地位都不高，不可能左右战局的发展，最后诸葛诞兵败身死，东吴方面派出的援兵也损失惨重，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也是陆凯不敢擅自做主的主要原因，钟会的真正用心尚未可知，但晋国的疯狂反扑则是可以预料到的，如果这一次再投入兵力搞个得不偿失的话，陆凯倒认为不如隔岸观火。
陆抗的意见与陆凯则完全相反，尽管钟会是他的宿敌，两人光是在蜀中交手，先后就达三年之久，可谓是知己知彼。陆抗也知道钟会是那种野心极大的人，必不甘心雌伏于别人的脚下，向东吴称臣，也不过是权宜之计。
不过陆抗认为这倒是一个机会，此时的条件和当年淮南三叛之时的条件完全是大不相同的，当年魏国独大，实力强横，司马昭统兵亲自征剿，无论在兵力上还是物力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所以最后才出现诸葛败亡的情况。
与当初的形势不同，此刻的天下大势，或可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蜀人占据了长安，任凭司马炎如何调兵遣将，都无法攻破潼关和武关的防御，在西线，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而这样的僵持状态，必定会牵制住晋军主力军队，在南线的防御力量变会减弱。
在因为如此，陆抗才得以奇袭弋阳得手，如果是在魏国的全盛时期，陆抗想要偷袭弋阳，恐怕是相当不易之事，就算是侥幸得手，面对魏军的反扑，陆抗也是很难抵敌得住的。但正因为晋军主力在西线受到牵制，所以陆抗的弋阳之战打得是异乎寻常的顺利。
而钟会的叛乱，无异阳给司马炎更为沉重地一击，襄阳未叛之前，陆抗攻下弋阳，就象是一柄尖刀直插敌人的要害，虽然锋利，但却显得有些单薄，很可能随时会受到晋军来自两侧的围剿。
而钟会这么一叛乱，可以说完全打乱了司马炎在南线的布署，东西夹攻的可能性没有了，正面进攻的能力又显得不足，让陆抗在弋阳占稳脚跟。如果能将襄阳弋阳连成一片，那更是最好的结果了。
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完的利益。
陆抗对这句话甚为推崇，在利益的面前，什么样的恩怨都显得不太重要，吴魏双方在蜀中的激烈搏杀，虽然造成了数万人的伤亡，但那毕竟是一场各为其主的战争，陆抗到也没有太多的过于怨恨钟会。
扔以陆抗原则上同意了钟会的称臣请求，不过这件事还得吴主孙皓点头才行，陆抗派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报之了孙皓，孙皓在和群臣商议之后，也同意了钟会的请降请求，至于具体的事宜，还需要派出使者来和钟会接洽，共商大计。
就在钟会和吴国互抛榄橄枝的时候，严睿也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洛阳，去面见司马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