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远在银山买下了一块地,紧锣密鼓地在筹办造纸厂。
程志远计划他新的造纸厂不是造黄表纸,而是造白纸。黄表纸在枣溪造就够了,抗战胜利后如果销路大了,扩大规模也仍然可以在枣溪,那里有的是水资源,水动力不成问题,再扩大几倍的规模,水动力也够的。用水动力的好处是成本低,不足是生产档次上受限制,在那里造黄表纸可以,造白纸就不行。程志远的想法是用蔗渣为原料造白纸。银山地区生产糖蔗,搾糖后蔗渣很多,农民只是用来当柴火烧饭。他想,造纸的原料都是植物纤维,蔗渣也是植物纤维,为什么不能用来造纸呢?这样不是废物利用了吗?他这两年办造纸厂尝到了甜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原料,工人的工资又很低,再加上动力不花钱,造纸厂利润非常高,因此他已经赚了不少钱。他用赚来的钱办新的纸厂。造白纸用电作动力,成本是高了一些,但白纸可以卖更高的价,算起来赚得会更多。蔗渣究竟能不能作造纸的原料呢?怎样才能用蔗渣做白纸呢?为此他专门跑了一趟北平,请教有关专家。几个专家经过分析,肯定地告诉他:蔗渣可以做白纸!程志远听了非常高兴,他预付了专家一笔酬金,跟几个专家约好,届时请他们到银山试制产品。
北平回来后,程志远信心十足,他产生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如果用蔗渣作原料造白纸试制成功后,可以办成一个大规模的造纸厂,然后再办一个糖厂,利用当地的糖蔗生产白糖,用自己的蔗渣生产白纸,实现一条龙生产线。
申智鉴在银山城闹市区四眼井,开了一家颇有气势的“金华火腿行”。接着, “太阳公金华火腿店” 也在省城武临重新开张。
抗战前,申智鉴在武临和银山都开过火腿店,将金华火腿销往全国各地。此时,申智鉴在武临和银山开的店比以前更大,他决心把生意做得比抗战前还大。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政务,银山沦陷前,他当了多年的枣溪乡乡长,很多精力都花在乡公所的事务上了。银山沦陷后,在他手里建了八大队,接着又搞了办事处,虽说后来管不上事,但该他出面的事还得出面,办事处开会还得去。现在好了,什么职务也没有,可以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生意。有了儿子申廉平后,他感觉很满足,他现在真正理解古人那句话: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申智鉴也知道有人对他颇有微词,说他跟共产党搞在一起,穿同一条裤子。特别是龚道明,以前对自己当乡长一直不服气,现在轮到他当乡长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他觉得好笑,当了乡长又怎么样呢?何必这般洋洋得意呢?现在申智鉴明白了,男人对权势的追求,其实也是虚荣心的表现。男人对权势的贪婪,常常会表现得非常疯狂,有时简直就像飞蛾扑火。历史上有多少能干的男人,因为贪婪权势而惨遭横祸啊!何必呢?申智鉴认识李贵鲜父子,都是多聪明的人啊!可是为了贪婪权势,全死于非命!李贵鲜就死在自己的眼前。李贵鲜还跪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饶他的命,申智鉴当时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了大汉奸,帮倭寇屠杀中国人,能不死吗?如果李贵鲜父子不贪婪权势,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至于如此吗?申智鉴反省自己,以前太在意权势了,只不过不像李家父子那般无耻罢了。现在失去了一切权势,才算清醒过来。作为过来人,对龚道明表现出来这副狂妄的模样,不是可气,而是好笑。如果自己不是为了抗日搞八大队,这乡长能落到你的头上?
申智鉴自己心里清楚,还好弟弟当了县长,不然,这次会被别人搞死的,抓去坐牢也说不定。看看智才,他并没有真正参加过八大队,只是为了抗日给八大队帮帮忙,龚道明竟连教书也不让他教了。申智鉴觉得,自己在八大队的事情上问心无愧,为了抗日拉队伍有什么错?八大队总的来说是抗日的,虽说后来打了政府,但大节是好的。但自己毕竟做过八大队的大队长和共产党政府的头,人家要抓他的辫子很容易,他也不想让弟弟太为难,虽然没去自首登记,但他仍设法跟政府官员拉拉关系。银山火腿行开张前,他特地请马专员题写店名。
申智鉴以前就认识马专员,有过不少交往,也没少给他好处。马专员也看重以前的情分,又看在智高的面子上,欣然给题写了。当然他肯题写店名,也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知道自己一贯出手大方。这一次申智鉴就包了个二十根金条的红包作为润笔费。不管怎么说,店名由专员题写,这店在银山算是站稳脚跟了,没人敢对他在八大队的事上再说三道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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