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三军打了一张牌说，碰！
然后他又接着说，我佩服张君的第二点，他的职业性特牛！
在法庭上，公诉人问他“职业是什么”？张君当时回答是：“职业土匪”、“职业抢劫”。在张君的身上，职业性的特点很强。
比如说张君为了实施抢劫安乡县农行金库，整个策划预谋过程长达一年多，反复观察，精选作案路线和逃跑路线以及各种方法。结果最后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说放弃就放弃了。
张君的这种职业性的“从严标准”，甚至要超出我们平常意义上的个别职能部门。比如对枪支的管理、对弹药的控制。所有枪支保管都由张君一人负责，他精细到在什么地方作案，哪个人用哪支枪，哪批子弹都事前经过精细的安排决定。而且只有开始作案时才发放，作案后立即收回。
从严标准还在纪律的严密性上有所体现。赵正洪因为购买霸弹枪有功，张君一次性就给了他几万元的物质奖励，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而李泽军没有按要求在指定地点购买布袋、撬杠，则被张君狠狠地罚了一笔——本来应该给他6万元钱的，最后扣掉了3万。严若明有一次被张君殴打，原因是张君发现他私藏黄金饰品。就是众所周知的陈世清被剁掉脚趾一事，可能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到张君的残忍上，可是有一个前提是，陈世清是背着张君出私车，结果把车撞了一下，所以张君对他很凶。
一个职业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张君在外流窜十多年，几乎形成了“条件性的抢劫反射”。做为常业，他们纠集在一起主要就是预谋、策划一起又一起惊天劫案，不停地寻求、物色一个又一个抢劫作案目标和对象。而且在他们劫得的财物总价值近600万元中，很大一部分是投入到了扩充武器装备，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分子得到钱后“花天酒地挥霍一空”。
就是从不断发展壮大力量的角度，张君这个犯罪组织也有一个职业倾向的演化过程。刚开始张君单枪匹马，他又找到秦直碧、严若明入伙，初步形成了一个犯罪组织。随后张君又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接收李泽军、陈世清、赵正洪入伙，他们的加入起到了一个犯罪组织升级作用，这几个人也成为这个犯罪组织相对稳定的犯罪中坚势力。之后，王雨、全泓燕和李金生入伙巩固这个犯罪组织，张君掌握的犯罪组织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了。
张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干大事的人，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小事。”不管这话有哪些狂妄的成分，但张君在骨子里的确是有一种潜意识的犯罪积累。
在张君的组织中有两大阵营。一女一男。
伙同女性实施一两次犯罪之后，他感受到了女性明火执仗实施犯罪的局限性，便将重庆女性的功能定位在辅助犯罪，即帮助藏身、运送弹药、隐藏赃证、掩护犯罪，并将这些窝点形成了一张网。最终，在张君的羽翼下形成了以重庆女性为辅助力量，以她们的居所为藏身和实施犯罪的依托，以常德男性为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两大阵营。
张君犯罪集团具有明显的职业犯罪特点，他经常召集骨干成员进行驾驶训练、射击训练、体能训练。骨干成员李泽军归案后，在看守所关押了半个月，尚能一口气做280个俯卧撑。张君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要求犯罪成员每次作案都尽量不要留下蛛丝马迹，作案前将每个成员带到现场多次进行现场模拟演练，选择最佳逃跑路线。
听了朱三军的话，武士龙说是的，这个张君很不简单。“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常德“9?1”大案暨“渝湘鄂”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件，无论从其犯罪主体的狡猾程度、凶残程度、危险程度以及主体组织的规模程度，还是从其犯罪时空跨度、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对刑事侦查工作乃至公安工作的挑战性冲击程度而言，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此，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将张君犯罪集团的10余名骨干成员全部生擒活捉，创造了新中国专案缉捕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我们的教学片中，专家们也讲了，张君一伙最终未能逃脱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除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外，重要的是技侦手段，刑事技术在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号头目张君流窜作案多年，其间不断增枪、换枪、更换枪支零部件，刑事技术人员勇于突破，凭着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和缜密的分析推理，解决了若干以前从未遇到的技术难题，明确了侦破方向。此外，狱侦手段和侦查谋略的运用在缉捕张君、陈世清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朱三军笑笑说，武书记，咱们公安上是人多枪多，如果是一对一地干，要活捉张君可不太容易啊！
武士龙说，你这话我信。
几圈下来，一结算，轻红赢了一万五，武士龙赢了一万，张无极赢了八千。输家只是朱三军一个人。
武士龙说，刚才是轻红一择三，现在是朱老总做了贡献，我们是三择一。
朱三军说，这能怪我吗，我也想赢，可惜我的手气不行。
接下来，朱三军接着说，按照张君的规定，平时绝不准直呼犯罪团伙成员的姓名，每一个人只能以经理相称。比如，张君称“蒋总”，陈世清称“刘百万”或“陈经理”，李泽军和赵正洪分别称为“李经理”和“赵经理”。
这固然有反侦破的用意，然而，它依然表明了一点，即在张君看来，抢劫杀人也是做生意的一种形式。
由此，才可以解释张君团伙在作案时的冷静和镇定自若。在他们脑海中，犯罪与其它谋生方式一样，只是一种职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不过，它的风险更大罢了。
对这一点，当地一个的士司机的解释是，在“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驱使下，只要弄得到钱，就是本事。只不过，张君他们把一般人心目中“不能乱杀无辜”的底线也突破了。
正因为如此，把抢劫杀人做得更“漂亮”一点，便成为张君他们的一种“职业要求”。
为了实现这一点，张君购买了大量军事和侦破书籍，作为团伙成员的学习书。与此同时，在张君的亲自指挥下，他们经常穿着迷彩服，带上安有消声器的手枪在深山野林中练枪。李泽军由此练成了“1０只麻雀，8只打中头部”的技术。而每天的必修课便是体能训练，一口气做2００个俯卧撑一个都不能少。陈世清即因一次少做了1０个，被张君打个半死。此外，每次作案之前，他们都得如同军事演练一样，用玩具车、木棒在桌子上做“沙盘演练”，认为万无一失之后才行动。
与此同时，张君团伙还将对规则，同时也是对道德的漠视发展到极致。
1998年1０月，张君为了让陈世清、赵正洪“沾血”入伙，提出让他们杀死一人。一天，长沙县白沙乡金华村年仅19岁的村民王志刚正在长沙劳务市场寻找工作。张君以招工为名，将其骗至汉寿县一山上，*迫初出校门的王志刚脱光衣服，陈世清、赵正洪用绳子将其手脚捆住后，几个人合伙将其折磨至死。
一个初出家门的农村孩子，就这样在父母的焦急期盼中死在了异乡。两年后，当苦苦寻找孩子的父母知道消息时，王志刚早已化成了异乡荒岗上的一堆白骨。
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之中，一个高犯罪职业水准的、隐蔽性极强、没有任何价值观念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由此形成。
按照被称为“中国第一号刑侦专家”的乌国庆的结论：“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几十年以来所见到的最凶残的、武装到牙齿的犯罪集团。”
就这样，包括长沙友谊商城劫金案、武汉广场劫金案、常德大劫案在内的一系列惊天大案，在他们的制造下发生了。
张无极说，“1０只麻雀，8只打中头部”的技术，我们的公安干警多数都达不到，一次连做2００个俯卧撑，我们的公安干警大多数同样做不到。
朱三军说，我就说嘛，如果单打独斗，我们公安的胜算很少。
张无极说，武书记，看来下一步，咱们还是得突出一下一线干警的实战能力训练。我有一次下到某个基层派出所，那里的民警一个个挺着将军肚，俯卧撑连10个也做不下来。这样下去，很危险。
武士龙说，是啊，国庆同志说得好，“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是我们公安干警的基本素质。
张无极问，这三句话不是公安部提出来的吗？
武士龙说，公安部在2005年提的是“打得赢、追得上、跑得过”全国公安机关大练兵活动，不过这三句话有重复的内容。王国庆看后，把它改为“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内容就丰富多了。不仅是身体素质追得上犯罪分子，而且追上了还能打得赢。不仅能打，我们的干警还能说得过，即要有扎实的法律知识和较好的口才，能说过那些胡搅蛮缠的人。所以我说，和王国庆相比，我是自愧不如啊！
张无极说，下一步，我建议，在咱们全省的公安系统开展一次大练兵活动。
武士龙说，好，这件事由你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