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风潮即将过去，东阳县委书记吴天然总算可以喘口气了。（_）这一天，他专门回了一趟山阳，他要回家给老婆王聪聪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这些天来，王聪聪在中心医院的临时病区里没明没夜地忙活，加上她还有孕在身，吴天然又不能在家照顾她，这让吴天然感到相当愧疚。
吴天然在家里炖了一锅鸡汤，烧了几样青菜。然后坐在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看电视。
一见王聪聪回来了，吴天然就要上前和好来一个拥抱。王聪聪摘下口罩说：“慢着，我先去洗洗。”她进到卫生间，用消毒剂把身体裸露的地方都仔仔细细地冲洗了一番。
王聪聪出来后坐在了吴天然的身旁，看着妻子一身的疲惫，吴天然有些心疼。他对王聪聪说：“聪聪啊，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当前中国最可爱的人。”
王聪聪咧咧嘴说：“什么话，我只有当前？以前不是？将来也不是？”
吴天然说：“嗯，说错了。你是我吴天然心中永远最美、最亲爱的人。”
王聪聪笑了笑说：“这还差不多。”
王聪聪看着眼前明显消瘦、脸色黝黑、头发花白的吴天然，也感到很是心疼。她对吴天然说：“老公，通过这场非典，你知道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也知道了谁是最可怜的人。”
吴天然问：“谁是最可怜的人啊？”
王聪聪说：“你们这些中国的官员，或者说是公务员们，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吴天然有些吃惊，但他仔细想了想，觉得王聪聪说的有道理。
是啊，在中国，公务员们受到的误解和委屈实在是太多了。
在很多国人的心里，公务员一是多，二是贪。
人们都在骂中国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多到龙多不下雨的程度。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开的资料，比如说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0年以后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
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驴子”比日本多27倍！
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得出的结论是：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难扑灭，比雪灾面积广，比震灾持续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得多！
有人还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中国要养活的官太多了（而且多是贪官），山东的一个贫困县有一个正县长，六个副县长，十五个县长助理，这些严重超负的官员大概是每天喝喝茶看看报纸然后等着发工资。偶尔还假公济私一下。就算他们个个是清官，每年的俸禄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贫困县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大盖帽太多了，“九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著人民来的，每顶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中国人光养这些大盖帽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清楚中国人要花多少钱来养他们。
因为官员太多，那中国的行政成本自然要高居世界第一。有人专门做了统计：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2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
20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2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
也有专家提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每年的国防开支相近。”
中国的官员队伍太过庞大，吴天然当然心知肚明。可这能是公务员的错误吗？说到底，这是中国的体制和传统文化造成的。官本位让太多的精英们陷入到官场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是这种体制的直接受害者。但人们不管这些，他们只管骂，中国的官员他妈的太多了，占住茅坑不拉屎。
但很多在骂中国官员太多的人，如果让他当个芝麻官，或让他的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那他又会是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啊，就是这样。
另一个误区是，很多人在潜意识里就断定中国的官员大多是贪官。有人甚至说是“无官不贪”。
近些年民间流传相关民谣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隔一个枪毙有漏网的，统统枪毙有冤枉的”这段。还有一些知情人私下说，“某X长幸亏退了，他枪毙都不冤枉”、“幸亏XXX副市长退居二线进人大（或政协）了，要不，他绝对吃不了兜着走”等等的“流言蜚语”。
有人说一个官员，稍一犯事只要一追究，十有八九能搞出另一番名堂来，叫让他瞬息间从人敬畏的高位跌入犯罪的低谷。于是一件与贪腐风马牛不相及的平凡小事，一不小心被不明真相但眼睛雪亮的草民抓住把柄，往往顺藤摸瓜有可能成了一桩别有洞天的惊天腐败大案，或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连环案”。
有些人还举了一些例子谈现今贪官之多所独创的贪案的霓虹斑斓般的传奇色彩：比如小偷偷出的贪官、地震震出的贪官、楼房塌出的贪官、豪赌牵出的贪官、敲诈讹出的贪官、大火烧出的贪官、肇事逮着的贪官、管裂渗出的贪官、嫖妓裸出的贪官、‘二奶’咬出的贪官、单据丢出的贪官、出恭漏出的贪官、拆房露出的贪官、他杀牵出的贪官、矿难砸出的贪官、罪犯咬出的贪官、滑坡流出的贪官，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洋洋洒洒、面面俱到了。
更有甚者，有人语出惊人。现在当官的太贪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共产党治不了“贪”，治贪亡党，不治贪亡国。听了这些，着实让吴天然震惊，难道中国的官员在国人的心目中真的成了这样一个形象吗？
吴天然深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做官难，做好官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