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王国庆认为，凡是由绿变红、由红到紫、由紫而黄（败）的风云人物，必有一个大同小异的人生拐点。
在刘俊卿案发后，不论是从外地调任的新干部，还是涡阳本地工作多年的干部，都说：刘俊卿是个罕见的经济能人。
多年前，高炉酒厂就如同遍地开花的小酒厂一样，卖点小酒，挣点小钱，温饱无忧，发财无望，既不会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也不会让职工无钱养家。然而，刘俊卿很快就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了。1993年6月底，刘俊卿从县印刷厂调任高炉酒厂任厂长。一位涡阳县老干部向记者回忆说：当年，酒厂上交财政从200万元一举跃升至1700多万元；第二年3500多万元；第三年7000万元；第四年便突破亿元……
连续多年，酒厂是涡阳县无可争议的第一利税大户，并占据县财政的70％。有人说，在酒厂鼎盛时期，每10个涡阳县城人，就有3个人直接或间接为酒厂工作；每10个干部的工资，有7个人要靠酒厂的效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式酒厂，一下变成当时安徽省排名第二，中国白酒业排名第八的企业。各种个人荣誉接踵而至：“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领导大会小会表扬个不停，全县经济工作会差不多快成酒厂经验总结会。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大谈刘俊卿的先进事迹。
知情人讲，刘俊卿与当地官员来往密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一步步打通。”
据说，刘俊卿与王怀忠的关系也不一般，“好到深夜可以喝茶”。在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刘王相逢，爱开玩笑的王怀忠戏言：“俊卿，你的名字很有诗意。我的名字就很难听，人家都叫我‘坏种’。”
知情人透露，近四五年内，检举刘俊卿的信像雪花般投递到各级纪检机关，但刘俊卿仍安若磐石。而在王怀忠落马后，据说也曾查到刘。纪检部门只是把刘叫去核实情况，仍没有动刘。
经此一役，刘俊卿变得更为气壮。知情人透露，2003年，在一次会上，刘放言：“你们扛着大旗，都不能摆平我。中纪委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但是，刘俊卿最终还是失算了。
刘俊卿在任职的后期，终日借酒消愁，有时甚至从中午一直喝到次日凌晨。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并出现亏损，昔日的王牌企业，落到了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职工的养老保险也无法凑齐，职工上访不断。
安徽省当地的一位白酒界老总惋惜地说，从酒界巨匠到阶下囚，刘俊卿的堕落着实让人心痛。
王国庆注意到，刘俊卿的堕落由他的心理失衡开始。
前几年，尽管刘俊卿把高炉酒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得到的并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在几年前的一次县政府召开的“全县企业家表彰大会”后，刘俊卿“再次贪杯了”，在饭桌上醉意朦胧地大谈自己的“创业心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民营企业老板趁刘俊卿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发问：“请问刘总年收入能达到多少？”刘俊卿顿时“酒意全醒”，“满面通红”，甩袖而去。
该知情人士慨叹，“这让刘俊卿时常难以舒怀，心灵上的天平开始倾斜。”
面对企业蒸蒸日上，刘俊卿却心理失衡了。刘俊卿认为，没有他，就没有双轮集团的今天，也就没有那些供货商、经销商的巨额效益，收点钱、拿点礼，就像礼尚往来一般，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最后到底收了多少钱，收了哪些人的钱，存在哪家银行，刘俊卿本人都说不清楚。他大肆收受工程承包商、材料供应商、产品经销商所送的钱物，同时长期包养*。
下面是王国庆看到的一份记者在狱中对刘俊卿的采访片断。
《廉政周刊》：个人待遇怎么样？有奖金吗？
刘：我的工资一年不到1万元，但政府每年都会给一定奖励，我这1０年的奖励加起来大概有2００万元左右。
《廉政周刊》：这个收入是高了还是低了？
刘：这个收入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政府给我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干部，甚至比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的待遇都要高。政府和党委是对得起我的。
《廉政周刊》：你认为这些收入和你的贡献成比例吗？
刘：不成比例。但是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现状看，这个标准是不低的。
《廉政周刊》：和与你打交道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比呢？
刘：这些私营企业老板原来都是穷光蛋，他们都靠我发了财，也靠双轮集团发了财，最后都变成了几千万元的富翁。酒厂的发展也带动了他们的发展，酒厂的生产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从这个现象来讲，我在心理上确实有些不平衡。他们的能力不如我，这是肯定的。
《廉政周刊》：但是靠着你，他们都很快成了千万富翁。
刘：对，有好多个千万富翁。
《廉政周刊》：所以要给你送钱作为回报？
刘：这些原料供应商都是个体的，他们看到酒厂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当然要想办法打通关系了。不过，他们要都是国有企业的老板，也许不会给我送钱，或者送的金额也很少。
《廉政周刊》：原料供应商什么时候开始送钱的？
刘：1994年春节，有个别客户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钱。随着企业的发展，客户的业务也在发展，于是他们就利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两大节日，以这个名义来给我送钱。
《廉政周刊》：第一次收了多少钱？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刘：收了1０万元钱。起初也是比较有顾虑的，怕以后有事，但又侥幸认为能避免。那时的确存在侥幸心理。
《廉政周刊》：这些人为什么向你行贿？
刘：一个是要发展业务，另外一个希望资金周转得快一些。
《廉政周刊》：从来不拒绝吗？
刘：一般不会拒绝。他送了哪能不收呢？！
《廉政周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刘：你让他赚那些钱干啥？他已经赚得够多了！
《廉政周刊》：有索贿的情况吗？什么情况下会索贿？
刘：索贿现象也有，都是在一起办事，觉得关系不错，就提出来了。
《廉政周刊》：不会是因为缺钱吧？
刘：缺钱是不缺钱，但我不管钱，一般都交给我妻子张兆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张兆侠要钱能方便吗？不方便。
《廉政周刊》：跟这些有业务往来的人提出要钱不怕被拒绝？
刘：他们不会拒绝，因为都是长期客户，他们要依靠我，有求于我。
《廉政周刊》：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频频收钱，甚至索要？
刘：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认为钱多了将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地位。总以为财富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想积累点资金将来退休以后干自己的企业，这是第一。第二，我没能战胜自己，也就是说没能战胜自我膨胀的私欲。
《廉政周刊》：你收的这些钱都怎么处理了？
刘：钱我一般都交给家属，有的存起来，有的投资。个人投资也是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为自己退休以后做打算。
《廉政周刊》：总的有多少钱？
刘：我也没认真跟家里算过账，不知道有多少钱。
《廉政周刊》：这么多钱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给我带来了罪恶。我本身在厂里什么都可以报销，哪里用得到钱。
《廉政周刊》：那等于你受贿的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
刘：在我受贿这段时间内，家庭和我个人都没用上这些钱。因为用不着，所以我也花不着它。
《廉政周刊》：在你受贿过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收的钱交给她存起来，她起到收钱的作用。她单独收的情况也有，那是因为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来的。我犯罪对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我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廉政周刊》：你受贿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刘：咋不产生影响呢？本来我是可以压低对方的价格的。如果不收这些钱，可以让下属部门压低他的原材料价格，收了钱价格就压不下去了。价格压低了至少可以缩小客户的利润空间，比如一个酒的包装盒子赚5角钱，我可以让他赚三四角，这里面有弹性。如果是我个人的企业，我肯定会想，你给我送这些钱干啥，实际上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我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平均受贿5０万元，包括保管员也收钱，凡是关口的都会收钱。
《廉政周刊》：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贿行为，那企业还能很好地发展吗？
刘：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行为对企业产生恶劣影响的结果。我对不起酒厂干部职工和地方党委政府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对不起他们。
《廉政周刊》：你觉得他们是受你影响？
刘：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没有认真地去管理这些人，至少是放纵了。我也明白，客户肯定会给下面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
《廉政周刊》：你能管得住他们不收钱？
刘：肯定能管住。这个厂是在我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部是见证人，这个威信还是有的。
当时在干部会上我不止一次地讲过，衡量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企业是倒退了还是发展了；第二，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第三，职工的生活是改善了还是倒退了。
《廉政周刊》：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你的确曾经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现在却被查处了，有没有想不通的？
刘：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查我，对我个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是挽救了我。如果再过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将更大。如果企业的销售额达到1０亿元以上，这些客户送的钱不更多嘛！
《廉政周刊》：被查处以后这么长时间，想没想过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刘：随着企业发展，各种荣誉和光环都接踵而至，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思想上轻浮了，也陷入了飘飘然。另外，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比如拜金主义也在影响着我。看人家发财，自己不能发财，就有想法。所以当时思想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