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湖图。
春光明媚的燕园，迎来了本校最优秀的毕业生、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慈善家、光华学院客座教授李家明博士。
应广大学生的强烈要求，李家明教授的讲座从大教室移到了百年大讲堂，仍然一票难求。
讲座还有三十分钟开始，百年大讲堂里已经是人头攒动，都等着那个神样的男人来讲学，都想听听世界首富的成功学。虽然李家明的神话在网上比比皆是，但能从他本人嘴里听到，也是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时间过得很慢，二十分钟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等到不家十分钟时，讲台上的侧面才走出一位儒雅的中年人，那是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冯刚博士，今天的主角李博士的同班同学，还是他们班上唯一一个没从商的同学。这位冯副教授也是位牛人，号称国内四大青年经济学家之首，以敢言而著称。
但是，在今天的主角李家明教授面前，也就是个摇旗呐喊的货，而且他本人还引以为豪。
“请大家静一静，李教授的讲座将在十分钟后开始，现在宣布两条规矩。他那人最讲规矩，讲了十几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哪怕他们汉华研究院是最没尊卑的地方。
一、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他不负责解释与反驳。
二、讲座完后，他不回答任何问题，因为今天的讲座是些众所周知的事。”
咦？台下的学生精神一振，那位大博士在学术上可是出了名的骄傲，第一次次来母校演讲，都规定非经济学专业、硕士以下学历的不得提问。没想到大家有幸见到这样的事，要知道哪怕是国家领导人来燕园演讲，都不会得罪这些什么都敢说的北大人。
儒雅的冯刚说完，投影幕布上立即出现出今天的讲座标题——论户籍制度的利弊，不禁让台下的人轰然议论。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台上的马刚见李家明同学手里拿着台黑色ipad从后面出来了，连忙带头鼓掌，台下掌声雷动。
议论归议论，不解归不解，李家明在这些年轻学子心目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用多年前网上的顺口溜来说，比他丑的没他会读书，比他会读书的没他会赚钱，比他会赚钱的没他不把钱当钱。
到如今，世界上没人比他更有钱了，好象也没多少人比他更会读书，更没人比他更不把钱当钱。还有一样他比不了的是，世界上肯定有比他更丑的，因为这位神仙体格健壮、气质相当好，只是长相稍丑了点。
穿着不变的t恤、牛仔裤，书卷气多于霸气的李家明夹着讲义夹，先在讲台上冲前排的萧大人、吴老他们鞠躬致意，驳得台下的掌声如雷。这便是李家明口口声声的规矩——尊师重道，虽然他在汉华研究院里却宣称要敢于挑战权威。
鞠完躬，李家明走到讲台前，打开了自己的ipad，暗暗鄙夷了两句自己的虚伪。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让人家是太子殿下，该拍的马屁还得拍一拍。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今天的讲座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但这是我多年前便想讲的，因为我本人及我的家庭便是这一制度的被牺牲者。那时候，你们城里人吃白米饭、穿的确凉，我跟我妹妹吃的是薯丝，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烂衣破裤。只不过，时隔多年以后，我能以一种理智的态度来表达对这一制度的看法。
ok，现在我们来说说户籍制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以职业和经济、组织、文化等三种资源为基础，辅之以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等原则的十大阶层；是一种社会阶层或者说是社会结构的划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首先我们谈经济原因：我们建国初期模仿苏联的发展模式，实行的是重工业发展导向，实质上是通过剪刀差，即工业产成品和农业产成品的价格剪刀差，剥削农民来促进工业的发展。这也是当年我们农村人穷，而你们城里人相对富的真实原因。”
侃侃而谈的李家明，话里有些怨气地用手指划动着ipad屏幕，投影仪幕布上显示出从建国之初至上世纪90年的各项国民经济数据，最后小结道：“户籍制度保证了农业从业人员的稳定，即能稳定的获取剪刀差，这段时期的户籍制度是最严格的，人口迁移只有上学、工作调动等原因。”
“ok，我们现在来谈政治因素”，久居美国的李家明也染上了一些白领的毛病，动不动会嘣两三个单词出来，但他的分析却是一如刚才的详尽、尖锐。
“以重工业为指导的发展模式，注定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有限，大规模的人口从农业部门流出，城市与工业无法充分吸收，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我们的政府宁愿以户籍的方式将农民，锁定在低效率的农村土地上，也不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同时，城市人口享受着农村人口的供养，即在政策上拥有比农村更好的倾斜，比如社会保障、产品供应、金融支持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是建立在前面所说的剪刀差基础上，注定无法供应给庞大的农村人口，因此严格的户籍制度维护了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发展是依靠人口红利发展起来的，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是，我们的政府却并没有由此为契机，打破了已经严重滞后的户籍制度！”
配合着李家明的讲解，幕布上出现数学模型，用二元经济理论对他的论述进行佐证。
“大家看，这个模型已经充分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现在是国富民穷的现状。从图形上看，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工资水平没有上升，即代表了人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即国富民穷。”
台下一片寂静，虽然现在的政府对言论控制没有了二十年前的严格，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批评政府的失误甚至是错误，隐隐从道德与公义上进行否定，前排的教授们不禁捏了把冷汗。可已经执教数年的李家明，早不是当初那个禁止学生提问的博士生了，转瞬又把话给圆了回来，给政府变相点了个赞。
“综上所述，我们的户籍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实质是牺牲了农业的发展来促进工业发展，同时通过对人员的束缚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种制度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道德和道义上是可耻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ok，毕竟这已经过去了。我认为站在理智的角度上，我们过于针对、批判过去的政策没有任何意义。道德的制高点总是不断的变化，站在当时的执政者立场上，这也确属无奈之举，谁让我们的基础太薄弱、太穷了呢？为了让国家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惨事重演，我们只有认了。
时过境迁，我们废除了农业四税，开始对农村进行反哺，表明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农村、农民的利益。这是好的变化，农村的前途也开始变得光明。从经济的角度上看，也只有把农村发展起来，把农民的购买力培养出来，我们的经济转型才能顺利，否则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