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冬天充足的准备，刘胤决定渡河东征。
根据关东传回来的消息，晋军在数条战线上屡受重创，很显然，司马炎已经不具备击败胡人的力量了，五胡乱华的这一幕大戏，已经是提前的上演了。
历史上，五胡乱华的导火索是八王之战，晋国的皇族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轮番登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混战不休，造成了中原大地赤地千里，西晋王朝国力衰落，于是五胡纷纷叛乱，西晋王朝灰飞烟灭，中原大地陷入了三百年暗无天日的五胡之乱。
虽然八王之乱那场大戏还没有上演，但五胡之乱却率先地拉开了帷幕，这和晋国国力中衰显然是分不开的。
历史上晋国灭蜀吞吴，统一天下，也确实达到了国力的鼎盛之时。其实五胡从来就没有消停过，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凉州的叛乱，氐人齐万年在雍州的叛乱，都是旷日持久影响巨大的，那时晋国国力还处于上升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能把这两场叛乱给镇压了下去。
直到八王之乱后，晋国国力衰落，面对风起云涌的诸胡叛乱，已然是力不从心了，在诸胡的联合打击之下，西晋王朝也很快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比较短命的王朝之一。
所以显而易见，八王之乱只是五胡乱华的导火索，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晋国的力力和军力。
司马炎在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就仓促地代魏，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缺陷，王朝更迭所带来的种种动荡，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蜀国崛起和吴国的强势，让初立的晋国非但没有继承和发扬魏国的强大，反而在这场竞争之中，落在了后面，此消彼涨，晋国的国力大不如前朝魏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包括匈奴在内的五胡的力量就摆在那儿，不会增加不会减少，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内迁，数百万的胡人渗透进入了中原，或许司马炎带着有色的眼镜，从来没有正眼地瞧过他们，但胡人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着，在潜移默化之中，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可怕的程度，只差一个临界点。
而刘渊在这个时候，站到了风尖浪口。
也许是一种偶然，如果司马炎没有剥夺刘渊上党太守的位子将他迁往带方的话，或许刘渊还不一定生出叛乱之心。
但偶然之中还是还是带着必然，野心勃勃的刘渊是否会任劳任怨地呆在上党太守的位置上，这是谁也无法确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没有刘渊，也会有赵渊、王渊起来叛乱，五胡之乱是不可逆转的大势，中华民族终究是不可能逃过这场劫难的。
刘胤自然没有理由坐视五胡的强大而不理，如果晋国真的灭亡了，天下大势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所以出兵东征，刘胤早已下定了决心，在胡人羽翼未丰的时候消灭他，远比将来得势之后更容易些。
晋蜀相争，说白了，就是兄弟阋墙，就算争个你死我活，终究还是华夏民族内部之事，但五胡不同，他们带给华夏民族的，是亡族灭种之难，这种仇怨，已经上升到了民族存亡的地步，绝对是不能容忍和姑息。
在华夏民族危亡的时刻，晋蜀吴的三国之争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为了准备东征，刘胤已经筹划了整整的一个冬天，三大野战军团也完成了补充和休整，各郡的守备兵也进行了重组，刘胤将新增的兵源都补充到了守备兵这一块上，各郡各城各关卡都有了守备兵来担任城防任务，三个野战军团就可以抽调出来，全部投入到东征之中。
当年，东征可不光是准备军队这么简单的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涉及到十三万人马的后勤补给，尤其是跨界作战，其规模和数量都是空前的，雍州刺史郤正此次担任的就是后勤部长的职务，所有的粮草辎重物资军需，都是由他一手来操办的。
此次东征，和刘胤当初北伐一样意义重大，它必将拉开蜀国战略总攻的大序幕，具有里程碑一样的作用，蜀军诸将更是信心饱满，斗志昂扬，对此番东征都抱着极大的信心。
由秦入晋，绵延的黄河数百之遥，但黄河穿行在险峻的秦晋大峡谷之间，水流湍急，能选择渡河的地点并不太多，其中蒲坂津便是最为重要的一处。
但现在选择从蒲坂津入并州却不是最为有利的，晋国虽然沦丧了并州和河东的大部分领土，但蒲坂津却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汝阴王司马骏手中。虽然现在晋蜀处于停战状态，但如果想进入并州，首先得跨过蒲坂津这一关，而司马骏肯定不会答应。
不过刘胤则是另有主意，即使司马骏同意蜀军渡河，从蒲坂津渡河也未必是最佳路径，匈奴人的老巢在左国城，如果从蒲坂津渡河之后，再打左国城的话，就相当地绕道了，而且会绕得很远，整个行军路线就是遭到匈奴人的拦截。
如果从军渡渡黄河的话，一过河便可以直接攻击左国城，给匈奴人的老巢来一次致命之击，这才是理想不过的选择。
军渡在秦晋大峡谷的中段，氐人逃跑时，就是从军渡这带过的黄河，不过时值冬季，黄河结冰，齐万年过黄河是相当的轻松，只要保证没有大量的人马同时过河的情况，河面上的冰层还是可以承载住的。齐万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轻松地过了黄河，进入了并州，投奔了刘渊。
而此时却是春天，又到桃花汛的时候，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想要从军渡过黄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