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之后的办公室无论是格局还是风格都与以前大不相同，梁文非常得意自己的这番改造，而且特别高兴有人对他称赞这个环境是多么的优美和舒心。——凡是说他比徐达好把徐达比下去的相关言论都是他特别爱听的。
几位副总编看到梁文对徐达的态度，心里就清楚了他对他们有多么不待见。这几位都是有年纪有城府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新官上升三把火”，都害怕这三把火一不留神烧到自己身上，就是被燎着一点也受不了啊！所以都夹紧了尾巴，处处赔着小心，生怕有不当之处惹恼了新领导。
报社的广大群众也敏锐地看清了新总编是个非常自负的人，别看他年纪轻，等级观念却相当严重，热情和平易也都是假象，这点比徐达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梁文自己的一言一行也印证了众人对他的这个看法。他在上任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让大家看到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
那天大家走进会场都很吃惊。会议室的圆桌被拆掉了，前面只放了一张像学生课桌大小的桌子，原来那些带软垫的椅子也都不见了，全部换成了硬邦邦的木头折叠椅，会议室显得前所未有地简朴，似乎回到了报纸创办之初。资格老的人清楚地记得是刘大中当总编辑的时候在这个会议室里放置了第一张圆桌，并且提倡领导和群众不分座次；到徐达任总编辑比刘大中又进了一步，他把原来的那张略显粗糙陈旧的小圆桌换成了中间掏空可以摆放花木的豪华的大圆桌，原来的硬硬的木头小方凳也全部换成了软垫椅子，还在会议室里摆上了青葱的植物作为点缀；可是谁也没想到到了新总编梁文这儿却又一把返了回去。这个“倒退”让敏感的职工们很受刺激，大家感到这分明是一个下马威，因此不约而同都很克制和沉默。会场上鸦雀无声，连咳嗽声都听不到。
梁文姗姗来迟。他在大家坐等了十来分钟之后才出现。进入会场之后他当仁不让地坐到唯一的一张桌子前面，也不用别人主持会议，直接开讲。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完之后也不问问坐在下面的几位副总编以及各采编室还有没有话要说，直接宣布散会，自己又是头一个匆匆离去。——梁文第一次正式出场就表现出了他的非同寻常。可以说从报社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位总编辑是这样做的。大家深感震惊，却没有人公开发表评论。
报社有不少擅长察言观色和讨好巴结的人，以前是凡新领导上任，甭管是总编还是副总编，总会有一些人主动上门去坐坐。这个“坐坐”名堂很多，有的是抢先一步去谄媚邀宠，博得上司一个好感；有的是卖身投靠，想从新领导手里捞个一官半职；有的是跑去打小报告，趁着新领导不熟悉情况，向自己的敌人背后扔几块石头；还有的是去摸领导底的，以便投其所好，得些便宜……总之是各有各的打算，各怀各的鬼胎。真正礼节性拜访的也有，不过为数极少。而梁文到任之后基本上没有人去他那里坐——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身上那股子无形的威慑力和排拒力让那些在领导跟前跑惯的人对他都欲近不能。
梁文和几位副总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除了工作上必要的接触和交流，他和他们没有任何多余的话。一段时间下来，几位副手都对他毕恭毕敬。
李明亮在徐达出事之前就荣升为了常务副总编。尽管常务副总编还是副总编，但多出了前面这两个字意味着他的地位又有了一定的攀升。李明亮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他的肯定，也是让他更加接近了总编辑这个位子，虽然他清楚只要徐达在报社一天他就没有可能坐上这个位子。但是升迁还是带给他很好的心情，他对徐达也更加配合。徐达一贯就把他抓在手里，好办不好办的事情都交给他办，表面上对他十分倚重。在大家眼里李副总编当之无愧是徐总的大红人，报社一度还盛传过徐达内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实际上他比徐达还大着四五岁呢。然而不管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也不管徐达对他的倚重是真是假，他在报社里算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徐达就是他了。报社的许多事务都由他具体负责，因此他也说得上是实权派人物。虽然实际上他也并非真作得了主，或者说未必真敢做主，但别人并不知情，还是拿他当个大领导。尤其是那些上进心强、渴望进步的人说话行事都会看看他的脸色。
而自从梁文当了总编辑，李明亮不再像从前那么风光了。原因是梁文不像徐达那样对他高看一线，相反，总是有意无意地抹平他的特殊地位。梁文故意对四个副手做得一视同仁，把他们同等看待，对谁都没有特殊的重视。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基本上是自己拍板，顶多就是决定做好了之后问他们一下。只有极少数时候他认为有必要向他们征求一下意见，就把他们叫到一块儿商量，或者是每个人都问到，不像徐达那样会和李明亮单独商量，或者会提前给他吹风。虽然徐达这么做也不过是出于某种策略，但还是让李明亮觉得非常受用。现在梁文不让他有任何突出之处，把他完全混同于一个普通的副总编，这让他很失落，也很郁闷。
偶尔梁文也有对他另眼看待的时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梁文隔三差五会有一些事情交给他去办。那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太好办，不是十分棘手，便是无论怎么做都很难弄出好结果，有的甚至是牵一发动全身只要动手去做就必定会连累到其他人，而且还是明摆着要得罪人的。李明亮觉得自己就像踩上了连环雷了，心里也越来越清楚地感到顶头上司是在耍他呢。他心里面明镜儿似的，却又不能不按照梁文的指示去办，因为那样便是公然违命，同样是他担当不起的。很快他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凭李明亮的人生经验，新领导上任给旧部下来个下马威、给点颜色看看什么的都属正常，人家没有大刀阔斧地来个大清扫就算不错了，所以只好逆来顺受，再苦再累再难受也只好忍气吞声，毕竟还要在人家手底下混。李明亮原来也是心高气傲的，除了对徐达刻意奉迎，眼睛里也是没有别人的。一开始他对梁文来当总编辑很是不服气，他认为梁文年纪轻轻坐了这么高的位子显然是来路不正。不过被梁文明里暗里揉来搓去，他变得识趣了许多，也本分了许多。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颗脆弱的小鸡蛋是不能往梁文那块坚硬的大石头上碰的，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确是没有错的。他无奈地尝到了想当奴才人家都不让你好好当的滋味，失意和苦闷之余开始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
李明亮一改以往的作风，尽量夹起尾巴低调做人。每天他都在梁文到达报社之前先到班上，梁文不下班他也决不离开，尽最大可能把年轻的上司侍候周到。
梁文的办公室是由保洁员负责打扫的，李明亮不放心，每次打扫完他都会亲自去检查一遍。他会仔细察看饮水机的水还够不够，茶叶罐里的茶叶还有没有，花草有没有浇水等等，一切都没有问题他才安心。从前他对徐达那样鞍前马后也没有做得如此细致，可是梁文对此似乎毫不领情，他做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从来连个谢字都不说，就好像李明亮做的完全是他分内的事情。李明亮不由暗自叹气，心想自己如此低三下四还是马屁拍在了马脚上。不过想想这本来也不是梁文叫他做的，都是自己上赶，所以也是自己活该。
李明亮心里时常会拿梁文和徐达比较，有时候这种比较完全是下意识的。在他看来徐达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和梁文相比毕竟他大面子还是顾的，自己得好处多少还不忘记分惠于人，大体上不为难别人，也不让别人难堪，做事还是有一定的原则性的，偶尔还会有真心流露的时候。而梁文对人的防范和敌意非常明显，他给谁一个笑脸对谁好点一定是用得着此人，而且肯定是要往狠里用的。所有的原则和规则对他来说都是约束别人的，是他手中的武器，对他本人却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自私，暴戾，不讲礼义廉耻，完全没有真心。不仅不能指望他有什么好事想到你，还要时时刻刻防备他陷害你。比起徐达他算计更多，心胸更窄，也更容不得别人。李明亮与梁文接触越多，对此的认识和体会也越深切。
有一天梁文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语气亲切地对他说报社的笔记本电脑太古老了，都是淘汰机型，问他能否去买一台新的。李明亮颇为难，因为上面明文规定添置办公用品头年就得做预算，更不必说是添置贵重的办公用品了。可是既然是总编辑提出来的，他无论如何都应该想办法办到。可怎么走账他一时却没有主意。
见他面有难色，梁文不以为然地说：“这点事还不好办吗？”
李明亮本想实情相告，但他马上想到梁文对报社的规定不会不清楚，赶紧说好办好办。
当天他就去会计室用自己的名义借了钱，买了一台IBM最新出的笔记本电脑，交到了梁文的手上。
没过两天，梁文又把他找到办公室，说自己的数码相机坏了，问他是否可以去买一个新的。李明亮想起徐达在任时曾说过要给每个职工配发数码相机，这一项在年初就做了预算，但后来徐达出事，也就放下一直没办。恰好梁文提起，他觉得这是个机会，又想这也是让梁文做一把顺水人情，等于由他来把徐达订好的相机分发到众人手里，是件两头都落好的事情。便说：“要不给大家都配上，反正也是预算之内的。”没想到梁文马上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不置可否。
李明亮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心里发虚起来，改口说：“我只是这么一说，您要是看着不合适就先不办。”
梁文不咸不淡地开口道：“我的原则是可花可不花的钱不花。买一个够了，谁需要谁拿着用。不是我不想给大家谋福利，也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发相机，可是一人一个相机发下去，面这么广，人多嘴杂的，不知道谁又会说出些什么来，传到上面说不定又成了事儿。我看咱们还是消停点儿好！”
李明亮听他这么说，知道自己犯了傻。梁文显然没有会过意，把自己好人心当成了驴肝肺。他赶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赔着笑脸说：“我的确是想得太简单了，没有把问题的复杂性考虑进去，还是您考虑得周到！”
梁文优雅地摆摆手，仍然不咸不淡地说：“你想得简单不要紧，你考虑得不周到也没关系，反正有我在这儿兜着底呢！”
李明亮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想想自己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资历，分明又是在替他着想，而且还真是没有一点坏他的心，却受他这番奚落，不由又气恼又委屈。但是尽管气恼和委屈，他还是按梁文的意思去做了，替他买回了一台崭新的数码照相机。
几天之后梁文再次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这一次梁文态度和蔼，甚至还露出了一点难得的笑容。他从办公桌上的一摞杂志中抽出一本，翻开放到李明亮面前，一改平常冷冰冰的腔调，用商量的口气问他：“你看能不能去买一只这个样子的路易·威登旅行箱？我们外出代表的是报社，总要讲究一点身份和形象对吧？以后总编一级的领导出差谁都可以用，虽说价钱高一点，也不算太浪费，你说呢？”
这回李明亮学乖了，知道梁文其实并不是找他来商量的，而是要他去办这件事。他清楚自己根本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否决权，于是立刻点头表示赞同。
三样东西一置齐，梁文便带上出差去了。回来之后他并没有原物奉还，根本就不再提起。李明亮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再提起，全当没这回事。
可是这件事并不是只有他和梁文两个你知我知，金候高、薛恩义和姜树柱同样也是知道的。姜树柱人比较老实，提上来的时间不太长，自己也知道离树大根深还远着呢，因此尽管心里有看法，嘴上还不会说出来。金候高和薛恩义就不同了，他们不但不跟着李明亮一起装聋作哑，有时候还要故意刁难刁难他。
金候高出差之前故意去向李明亮借那只箱子，李明亮支支吾吾的。金候高就毫不客气地说他：“既然如此你就不该只买一个，要么一人一个，要么一个不买，谁同意他搞特殊化啦？”
李明亮便搬出梁文的话说：“总编辑出去代表的是报社，总要讲究一点身份和形象，对吧？这也没什么好攀比的。”
金候高马上回敬他：“我虽然是个副总编，我出去同样代表的是报社，凭什么总编辑要讲身份和形象我们副总编就不要讲身份和形象了？”
薛恩义更绝，他找到李明亮，郑重其事地问他：“你买这些东西都谁同意了？”
李明亮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是总编辑啦——都是他让买的。”
薛恩义又问：“你有他的签字吗？”
李明亮一下噎住了。
薛恩义便毫不客气地说：“这可是违规操作啊，你不会不知道吧？第一购置办公用品要前一年做预算，这些都不是预算之列的，第二领导层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要添置这些东西，第三你没有总编辑的签字，那只能看作是你擅作主张买的。东西倒还在其次，顶风作案的罪名我恐怕你担当不起吧？本来我不想多这个嘴，可是事情是你经手办的，这一块又是由我负责，说句自私的话，我可不想因为这么屁大一点的事阴沟里翻船，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我都必须提醒你一下。”
李明亮明知事情并没有薛恩义说的这么严重，而且他跟自己也没有这个交情，他这么说不过就是想借题发挥一下，以报昔日受压抑之仇，但嘴上还得向他表示感谢。
没过两天薛恩义又跟他提起这件事，让他找梁文补一个同意购买的签字。李明亮觉得他小题大做，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却又不好发作，只好英雄气短地求他缓几天再说，容他找个合适的时机让梁文补上这个签字，暂时把这事儿搪塞了过去。
事后李明亮越想越别扭，觉得自己就像三明治中间的那层肉饼，上面有人压着，下面又有人挤着，腹背受敌，实在不好受。他既不能得罪上面，也不能得罪下面，因此只好委屈自己。
以前李明亮对排名在自己后面的副总编们是既不屑又嫉妒的，在徐达面前提到他们总是很藐视，可是在梁文面前他却不再那样，他觉得这几个人怎么说还算是他的同盟，某种意义上可以替他分担一些压力。尽管他心里对他们仍然不屑，却没有了嫉妒。他把他们看作是一条藤上的瓜，因为梁文实际上同样不待见他们。如果放在从前，他们对他这样不客气，这样不给他面子，他必定会以牙还牙，而现在他自己的牙打落了都往肚子里咽，对他们也就没那么多的计较了。
可是虽然他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梁文却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排挤和压迫。
梁文到任不太久报纸就接连不断地出差错，报纸出些小差错应该说是在所难免，一年到头就跟刮风下雨那么平常。但出得这么集中，只能说是他这个新官运气不佳。
那一阵报纸上的错别字都比平常多，有些错字错得相当可笑。比如“国家免检”错成了“国家兔检”，“鸡尾酒会”错成了“鸡毛酒会”，“博大胸怀”错成了“博大胸部”等等。还有用错了背景资料，写错了人名地名等等，闹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话。文字之外图片也有配错的，比如一个生发水广告，两张照片放倒了位置，没用之前还是一头茂密的秀发，用过之后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还有错得离谱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报道配的照片竟是警察夜袭色情场所。这样的错误可以看作是粗心大意，但如果上纲上线，那就可以当成是恶毒影射或者是蓄意诬蔑。还有些错错得让报社全体人员都笑不起来，比如在头版的某一篇报道中把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的名字写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错最早是由热心读者发现的，打电话到报社，报纸立即发表了更正，还对当班编辑按规章扣了奖金。本来这事差不多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据说有人向上面反映了这件事，一时盛传报社出了一起严重的政治错误。
所有这些差错碰巧又都出在“安全生产月”上，等于是撞在了枪口上。总部找梁文去谈话，他顺手把李明亮叫上了。
早在刘大中时代报社就有一个土政策：谁当班出错谁领过。这个所谓的“政治错误”出在姜树柱的班上，李明亮一开始还有几分的幸灾乐祸，想等着看木讷无能的老姜的笑话，一点没想到会有自己什么事儿。梁文一叫他，他就像上课思想开小差的学生突然被老师喊起来回答问题一样心里一惊，脑子有点发木。他略带迟疑地说：“我去合适吗？”
梁文面无表情地回答他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还去呢！你以为我去合适吗？”说完这句话梁文脸上马上挂起了要用人时的那种和善的笑容说，“你以为我想去呀？我比你还不想去呢！可是咱们不去让谁去呢？说句不怕得罪他们的话，还真不是我信不过他们，他们去了恐怕连话都说不清楚。”
听梁文的口气带他去还是抬举他，李明亮当然不能不识这个抬举。他明知是一个哑巴亏，等于是替人去领过，可也不能不跟着梁文去。
在去总部之前，梁文让李明亮先写出一份书面检讨，以示态度诚恳。同时还让他准备出错时涉及到的那两个国家的背景资料，以便应对上面的提问。梁文对他强调一定要一次过关，要给上面一个满意的交代。李明亮熬了三个通宵，挖空心思设想了上面有可能问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准备好了答案。梁文看过他写的那些东西之后又提了一堆意见，让他逐条修改。李明亮在三天三夜严重缺乏睡眠之后已经是强弩之末，可是梁文对他提出新的要求他也不敢不遵命去办。他又熬了两个晚上把检讨反反复复修改了，送给梁文过目。梁文看了，只略略点了个头，就又把那堆东西推给了他，关照他到时候要沉着应对。李明亮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实际上是结结实实落在他的头上的，心里既委屈又恼火，可是却不敢有一点的表露。
那天的结果总算还好，总部的领导十分大度，只说让他们汲取教训，并没有深究，批评的话也说得相当婉转。
从总部出来，小风一吹，李明亮感到前胸后背凉冰冰的，才知道自己的内衣被汗浸透了。
事后李明亮回忆起这件事，觉得有些细节颇为蹊跷。本来梁文和他说好一起去总部，但印刷厂那边临时有事叫他过去，事情处理完时间已经不多，他来不及回到报社再和梁文一同前往。于是他给梁文打了个电话，两个人分头过去。他比梁文早到一步，领导的秘书看到他竟然一脸茫然地问他你来有什么事。此时梁文恰好进来，赶忙解释说是和自己一起的。他们进去之后领导用古怪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他，似乎是他走错了门，进入了他不该进入的地盘。还有，领导让梁文谈谈情况，梁文转而让他说，领导的表情似乎有点勉强，等等等等。李明亮在脑海里一点一点串起当时的情景包括每个人的表情和眼神，忽然明白过来肯定上面只是叫梁文去，并没有让梁文叫上他。也就是说这件事的确不是他的事。这么一想李明亮感到自己的这个顶头上司真够阴损的，也够有手段的，白白地拿他去当了一回替罪羊，心里对梁文不由又怨又恨。
但是怨恨归怨恨，他也不敢不听梁文的，更不敢反过来拿梁文怎么着。相反，他对梁文更加言听计从，梁文让他做什么他都是麻溜地去做，不但没有丝毫的反抗和违拗，也没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梁文大概也是用他用顺了手，后来再有类似的事情不再亲自出马，全都丢给他一个人去处理。而且不管是哪位副总编值班出了差错是凡做检讨的事情都让李明亮承当。用梁文的话说是“你去我信得过”，李明亮就为这“信得过”只好硬着头皮上。不过因为去的次数多了，他倒也是熟门熟路的，人头也熟，心里也没头一回那么怵了。可是每次检讨都不能重样，还要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沉痛，他觉得这一条做起来还真不太轻松。
李明亮的神经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总担心又有什么事情要他去顶缸，几个月下来头发就花白一片了。平常他在穿着上头又不讲究，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老婆贪图便宜在批发市场买的地摊货，下水一次颜色就掉了一多半。现在他走出来头发和衣服都像是洗旧了。
就这样梁文也没有放松对他的非难和折磨。不论他多卖力，梁文总是嫌不够，而且总有招数折腾他。不幸的是他屡屡落入他的圈套，事后醒过闷儿来总是后悔不迭。吃的壕沟多了，李明亮也慢慢长出脑子来，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梁文的工作作风，也是他的领导艺术，他就是要让手下的人不得安宁，就是要让他们难受，最终是为了治得他们服帖。他终于软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这位年轻领导的对手。眼下的万全之策就是完全彻底地听从他，全方位多侧面地适应他。李明亮上了二十几年的班，从校对做起，一直做到副总编，没想到到头来还这么抬不起头来。他想想自己从上班第一天起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混得这么窝囊，这么惨。
但是让他更加堵心的事情还在后头。
有一天刚上班梁文就拿了一个信封来找他。李明亮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盖着大红公章的去党校学习的通知。梁文以一种少有的体贴关怀的口气对他说：“这一阵你挺忙挺辛苦的，去党校学习一段，换换空气。本来是要求单位一把手去的，我这儿事情多走不开，我想这个机会放弃了可惜，还是让给你去最好。”
李明亮听梁文这么说，心里犯疑。一般来说去党校学习是提拔重用的信号，他想自己好像并没有处在这个当口上。他不明白梁文怎么会把这样的好事拱手让给自己，弄不清楚他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就在他去党校学习的三个月里梁文至少做了三件事：一是提拔了八个副处长，八个采编室每个室新增加一个；二是重新装修了办公室，把原来的鸽子笼统统拆掉了，改成了他认为的“人性化”的办公环境；三是重组了处室，又一次让大家自由组合。这三件事当中有两件徐达以前也曾做过，而且也是大张旗鼓地做的，梁文再次当作重头戏重新来过一遍，李明亮实在不明白他为何要避开自己。除了这三件事，李明亮得知梁文还在暗中做了某些事情和某些事情的铺垫，总之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对报社进行了一番比较彻底的改弦更张。他心头不由一凉。他认为梁文背着他做这些事情，分明是把他当作阻力来看的。
李明亮心情很坏，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赢得梁文的信赖。但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松劲，尤其不能自暴自弃，也许再努一努劲儿梁文看他还不错就能接受他，或者至少是对他没有那么深的敌意了。因此他咬着牙继续表现，梁文说一他绝不说二，梁文指东他绝不打西，还有意做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不管梁文怎样对待他他都紧跟他、忠于他。可是有一件事还是一下子把他给击垮了。
从党校回来不久李明亮听到一种传言，说投票箱里发现的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而且他曾经想尽一切办法诬陷徐达，多次悄悄地找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直到把徐达拱下台为止。尽管传言漏洞百出，但听上去却合情合理，而且有理有据。传言还说他是除了徐达之外掌握报社最多内幕的人，为除掉自己的绊脚石不遗余力，向上面交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只不过他机关算尽最终却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坐到正职的位子上，不过徐达倒了他却一点事儿没有恰恰是因为他举报有功，等等等等。紧接着他又听到了另一种传言，说上次报纸把来访的外国元首名字弄错了也是他捅到上面去的，这次当然是为了整垮梁文。李明亮听了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他看到自己头上悬着一把明晃晃的利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下来把他劈死。最让他不堪忍受的是他在和他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同事脸上都看到了鄙夷和防备的神情，然而他却百口莫辩。他大致猜到传言的出处，深感人心险恶。他心里明白梁文并没有打算与他相安无事，他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李明亮内外交困不久就病倒了。起初他感到头晕恶心，他以为休息一下就会好，可是症状却加重了，头晕发展成了头痛，恶心发展到了呕吐。呕吐过后便是浑身疼痛，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他在家躺了两天，这些症状基本消失了，他又去上班。到了下午，他感到鼻塞，就像是感冒了。他给自己泡了一袋板蓝根冲剂，一边喝着一边看文件。还没看完一页，手脚发麻，眼前发黑，浑身直冒虚汗。恰好有人来找他签字，一看他这个样子，赶紧扶他到沙发上，他一躺下去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之后他第一眼就看见了梁文。梁文站在他身边关切地问他感觉如何，又让薛恩义去催救护车快点过来。李明亮脸上挂着虚弱的微笑，用虚弱的声音感谢领导的关心。梁文很动情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可把我们吓死了！身体不好你还不在家好好歇着，这样强撑着来上班，万一有点什么，你让我们心里怎么过得去？”
李明亮仍然是虚弱地微笑着，用虚弱的声音说着“谢谢”。梁文亲自拿了一条毯子给他盖上，不过李明亮丝毫也没有感到温暖，心里仍然是冰凉一片。
躺了一会儿李明亮感觉好多了，除了头还有点晕，肚子有点隐隐作疼，没有别的不适。下午有几个采编室正在开业务讨论会，这几个采编室都是他重点联系的，他打算过去听一听会。梁文十分坚决地阻止了他，让他马上去医院检查。于是他在老马的陪伴下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医生给他做了多项检查，验血、验尿、X光、B超、CT、核磁共振等等，结果并没查出什么毛病。他在家里躺了两天觉得没什么事就又去上班了。到了班上不久便开始肚子疼，他想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是却越来越疼，他只好去了医院。医生诊断他是阑尾发炎，建议他做阑尾切除手术。他怕开刀，不过转念一想动手术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医院里躺着，什么烦心事都可以丢一边不去想了，就稀里糊涂同意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伤口愈合得也很好。本来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可他却不想这么快就出去。每天住在高干病房里，老婆和女儿轮番来探视，他觉得很舒服，也很享受。最主要的是他不用去上班，可以暂时把那些争争斗斗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他觉得什么也比不上的。原来他特别惧怕医院，最不愿意往医院跑，连每年的例行体检都是能躲则躲，现在他觉得比起去单位上班还是呆在医院里好一点。而且他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医院这个环境，觉得这里清静，安宁。每天躺在不算洁白的病床上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松弛和踏实，真想就这么一直待下去。
住院期间李明亮和管病房的主治医生交上了朋友。主治医生三十多岁，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来查房就是例行问问病情，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话。有一天主治医生在查房时看见李明亮床头放着一本棋谱，两个人一下子找到了共同语言。
李明亮和主治医生下过棋之后就更愿意在医院里待下去了。
他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自己也认为应该出院了。
出院之前他向主治医生请教怎样可以称病不上班。主治医生当他是玩笑，也用玩笑的口气说：“我以为只有当小兵的不想上班，当大官的还有不想上班的？”
李明亮略带羞涩地笑了。
主治医生说：“这还不好办，交病假条就行了。”
李明亮问他病假条好不好开，主治医生说：“我不能给自己开，给你开当然可以。”
李明亮便很认真地咨询他：“那我得的是什么病呢？”
主治医生也收了笑容，很有职业感地回答他说：“什么病都可以啊，比如肝炎或者肺结核。”
李明亮沉吟着说：“最好是不传染的病。”
主治医生爽快地说：“那就肾炎好了。”
李明亮说：“可是生病总得用药，公费医疗没有账单怎么行呢？”
主治医生说：“好办，诊断书上肾炎后面打个问号，意思是‘肾炎待查’。”
李明亮问：“可以‘待查’多久呢？”
主治医生回答：“一个月吧。”
李明亮问：“那一个月之后呢？”
主治医生回答：“还是在肾炎后面打一个问号。”
李明亮疑惑地问：“不可能一直这么下去吧？”
主治医生说：“当然不行，那样我也太没本事了！”
李明亮皱起眉头问：“那怎么办呢？”
主治医生略想了想说：“那你要不就说是抑郁吧。”
李明亮问：“抑郁具体有些什么症状？”
主治医生说：“情绪低落，睡不着觉，缺乏动力和精力，注意力难以集中，没有食欲，有紧张感和自我危机感，严重的时候甚至有自杀倾向。”
李明亮皱起眉头说：“你说的好几条我都对得上。”他又说，“我一上班情绪就特别不好，而且什么毛病都来了。”
主治医生说：“抑郁症是现代社会一种严重的疾病，也最容易漏诊和误诊。高知识人群中得抑郁症的人近年来在我国有上升的趋势，有不少成功人士还有相当有名的人也有得这种病的，所以你说得抑郁症很合适。”
李明亮十分认真地说：“说不定我真是得了抑郁症。”
主治医生说：“那就去检查一下！”
李明亮有了主治医生给他的这条锦囊妙计，心情大为松快。他由衷地说：“太谢谢你了，这下我无论有病没病出去心里都有底了！”
出院回家正是周末。星期一早晨李明亮就接到了梁文打来的电话。一番关心之辞之后问他何日可以去上班，等着他开部务会呢。李明亮心想平常也未见他怎么重视自己，这个时候连开个部务会都要叫上他，明摆着就是催他去上工，真是连生病这会儿工夫也不肯放过他，心情顿时变得很糟。他在电话里故意有气无力的，梁文并不搭他这个茬儿，只管有条不紊地说下去。他的话说得还相当地动听。
梁文对他说：“你不在我真是孤军奋战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哪一件都必须自己想到自己做到。那几个既不劳心也不劳力，没一个帮着堵漏的不说，还尽给我添乱。”电话里听上去他的口气既真挚又温柔，“老李啊，说实话你在的时候我还没有感到什么，你不在我可是体会太深了！咱也是家大业大，这么大一个摊子，每天有多少事情等着处理。跟你说句心里话，没有你我一个人还真是玩不转。”
李明亮握着话筒一直听到耳朵发痛梁文才挂了电话。如果放在两个人合作之初他听到一把手这样一番掏心掏肺的话肯定会如饮甘霖心花怒放，可如今他已经大大小小吃过他不少的亏了，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儿，也知道他说的和做的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特别是在医院里住了快一个月，每天都有大块的时间面壁思过，他自认为把好多事情都琢磨清楚了。他明白梁文之所以能把他掌握在手心里随心所欲地利用他，无外乎就是利用了他的企图心。而其实只要在梁文的手下，他肯定是什么也图不着的，反倒白白地害了自己。他想自己五十岁还不到，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不说干一番大事业，至少也是干事情的时候。可眼下这个情形，他要是还想着上进无异于找死。所以他清楚目前最应该做的首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人都玩儿完了，哪啥都说不上了。
他一边揣摸着梁文话里的意思，一边恭恭敬敬地回应着。他脑子转得很快，话却回得很慢，生怕哪一句说得冒失或者不妥当。他判断梁文这么热切地叫他去上班很可能并不真的是盼他去，只不过是不想让他心安理得地在家呆着。他联想到梁文把他支到党校学习，自己在报社大搞整改说明他心里其实还是嫌他碍事的。可是他病了他却连养病都不让他安生，李明亮想想心里直发寒。他在电话里痛快地答应梁文明天一定去上班，如果工作紧迫的话马上就可以过去，还说自己躺在床上早已经是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一般，一分钟都不想在家多呆。他想自己越这么说梁文大概就越不希望他去了。果真梁文马上就在电话里改口说：“尽管我这边十万火急地需要你，但是你的身体还在恢复当中，该休息还是要休息，无论怎么说身体才是第一位的啊！”
李明亮用尊敬和感激的口气说：“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关心，不过这样我心里就更加不安了！”
放下电话他发现自己又出了一身虚汗。他感到疲惫至极，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是无奈还是绝望的情绪。他知道不管他愿不愿意交锋梁文都是不会放过他的，这个对手既强大又强悍，而且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一味地退缩和躲避肯定是行不通的。他倒在床上想了整整一天，终于想出了一条自以为还算不错的对策。
第二天一大早李明亮就打起精神上班了。和以往一样他在梁文没到之前先检查了他办公室打扫得干净不干净，饮水机的水够不够，茶叶罐里的茶叶还有没有，花草有没有浇水等等，忙完之后他顺手把梁文办公桌上贴了稿签的重头稿件连筐一起端走了。走到门口他又踅回身，从梁文文件柜里把几份最新的红头文件也一块儿拿走了。
回到办公室他给自己泡了一杯茶，然后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翻看那些稿件。他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大标题，发现他离开了这么久也并没有什么新货拿出来，还是一些早就烂熟于心的老生常谈，心里不由暗笑梁文也就是这个水准，虽然他自己骄傲得要命，其实和两位前任比也未见得高明到哪儿去。翻过之后李明亮把稿件丢到了一边，捧着茶杯专心致志地品茶。
他刚把自己喝透，就听到外面走廊里梁文匆匆而至的脚步声。探头去看，果真是梁文步幅很大风风火火地走了过去。
李明亮等了几分钟，把那些稿件又连筐一起端着，迈着不急不忙的四方步去了总编辑办公室，当着梁文的面笑眯眯地把手里的东西放回到了他的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