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从宽甸出后，进入了解放区，“老k部队”跟随着大部队，昼伏夜行赶往桓仁，这段路好走也挺消停。虽然是新解放区，但都建立了地方政府。由于是贴着国民党五十二军占领区的外围走，部队的逃兵挺多，不过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沿途的地方政府对我们也挺热情，各县都提前备好车，到两县交界处就换，这样就保证了“老k部队”行军的度。
每到一个村屯，当地的农会都事先把休息的地方和热乎乎的饭菜准备好了，有的村子还组织了秧歌队出屯来迎接我们。有的人扭得挺欢，眼睛却不是好眼神地瞅着我们，这也难怪他们，谁让我们原来是“蒋匪军”来地！
屯子里活跃得最欢的是妇救会的人，家属们一进村，她们就组织妇女把家属们往家领，并且扯东唠西地把家属们逗得乐呵呵的。
部队到桓仁地区后，沿途护送的兄弟部队不知了去向。我问周科长：“这些部队到哪去了？”
周科长说：“他们的任务到这就完成了，余下的路程由你们自己走。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定下来了，国民党败局已定，陈诚已经焦头烂额。听说卫立煌要来上任，我看不管谁来，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不过卫立煌是抗战时期中**队名将，率部队曾打过一些漂亮大仗，也不可小视！最近要有几场大仗，国民党东北的部队恐怕就要完蛋啦！”
我问他：“大战在即，我们也是解放军了，为啥不叫我们直接参加战斗，反而把我们撤大后方延吉，这里边是不是有信不着我们的意思？”
他笑了笑说：“也可以这么说。你想啊，你们部队的人员成分多复杂，说句实在话，一开始我们对你们起义的诚意都是怀疑的，用我们林总的话说‘缓兵之计’。后来经过考察才确信你们是真心起义。这一段路你也看到了，有护卫部队警戒还跑了不少，现在要把你们放在战场上，还不一定有多少人要跑呢？所以把你们调到大后方，要整训学习提高觉悟后才能投入战斗。”
我问他：“你们就这么小看我们哪？”
“不是小看，是事实，不用说别人，就咱们这些家属吧，我算看明白了。不说个个反动吧也差不多，如果不是老爷们起义了，参加了解放军，你问问她们谁愿意投奔**，不寻思别的还寻思遭不起这罪呢，这些人的思想不改造能行吗？所以我想啊，咱们也该着手进行教育了，要不然到了地方长还不得说走了这么长的路，家属的作风还没改，你们是干啥吃的，你说咱这脸往哪搁呀？”
“对这些老娘们你怎么教育，软硬不吃，说啥她们也不往心里去呀！”
“你在咱工作队呆过，咱们还是老办法——忆苦，我已经和农会说好了，吃过饭咱就开会，开完会再休息。”
我嘴上没说啥，心想啊，这招在穷人身上好使，在她们身上不一定管用。
那一天，我们住在距桓仁二十来里地一个叫什么堡的屯子，吃过早饭后周科长把家属们召集了起来，说要开“忆苦会”。家属们一听就不愿意了，七嘴八舌的说：“忆什么苦？我们现在还觉得挺苦呢！”
我说：“这会大家得参加，这是**的规矩。听听穷人受的苦，对大家也有好处，起码知道这社会上还有这么苦的人，**闹革命图的是啥。”
家属们一听只好说：“既然人家有规定，咱也别破坏规矩，那就听听吧。”
那天的忆苦会是当地贫农会主席老刘讲的，他说：“同志们，我家穷啊，全家七口人，上有七十多老妈，下有四个孩子。租俺屯财主张老焉四亩涝洼地，好年头不够吃，灾荒年更别提了。没招啊，大小子十四岁给人家当半拉子，二小子八岁给人家放猪，就这样还得糠菜半年粮。有一年年景不好，到了年关还啥也没买，眼看就过不去年啦，我只好从张老焉家借了二斗高粱米。就这两斗高粱米惹下了祸，没过三年变成了六斗，我拿啥还哪？张老焉别看焉，可狠啦！大年三十上我们家要账，把点年货都拿走。老太太气得一口气没上来，过了去呀，人家欢欢乐乐地过年，我家哭哭啼啼送老人……”
老刘的忆苦还真就打动了家属们的心，有的人低下了头，有的人叹息着说：“他这话不假，这年头的穷人真不好过呀！”小石领头喊起了：“打倒地主老财！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李科长老婆问我：“谁是蒋匪帮？”
“原来咱们就是蒋匪帮。”
“哎呀，这话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原来的红军不是叫红胡子吗，后来又叫共匪，现在咋又掉过来了？中央军又成了匪帮，哪倒底谁是胡子，谁是匪呀？”
“这是政治上的事，你问我，我问谁？”她沉思了一下说：“我明白了！”
“你明白啥？”
“胜者王侯，败者贼，谁打败了谁就是匪。”周科长听后狠狠的瞪了她一眼，李科长老婆说：“你瞪我干啥？本来就是吗。”
这场会本来开得挺好，老刘最后的两句话把家属们惹翻了。他说：“**、解放军来了，领导咱们闹革命。听说还要打土豪分田地，我从心眼里拥护。这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老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不革他们的命就没法活！”
家属们一听有的起身就走，有的照量照量就要出声。我一看阵势不好，急忙站起来说：“今天会就开到这吧，家属们休息休息还得赶路。”
周科长愣巴愣眼地瞅我，我冲他递了个眼色。
会散后，家属们没有走，反倒把周科长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冲他起了火。玉莲说：“穷人，我知道。他说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是要说地主老财都不是好东西，我不赞成。我娘家倒不是什么大地主，但也不缺钱，我家的长短工，我们从不把他当外人，吃的是一样的伙食。我一个远房娘家舅舅的儿子从小没妈，四岁就在我家。我拿他当自己兄弟一样，他叫何保宗，不信你们可以调查去。我娘家老爹人称‘大善人’，佃户家的租子从来不恶拉要。过年更没听说去谁家要账。”
马瑞芳在一旁也说：“我家倒是当地的大财主，你们也可以去问问。农忙的时候，长短工从来都没短过粘干粮，工钱也从来没欠过，这怎么能说都不是好东西呢？”
周科长解释说：“刘主席的话说的有点过，不过地主剥削穷人这事是不对的。”李科长老婆说：“**救了我的命，我拥护**。不过说种地纳租就是剥削人，就是罪人，我不赞成，自古以来就是种地纳租，人家地主老财凭啥白给你地种？纳租是天经地义，我就不信，你们**给穷人分地就不纳租，那你们靠什么活着？再说，地主老财被打倒，穷人分房子又分地翻身得解放了，可地主老财又变成了穷人，你们是穷苦人的党，又该领着这些穷了的地主老财闹革命了吧？要这样，翻来覆去，还有个头没有？”周科长说：“我们**人是想让天下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消灭贫富差别，家家都过上好日子。”
“那不可能，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过日子能一样吗？”
周科长在这些老娘们七嘴八舌地质问下弄得满头是汗。我见他一时半会和这些家属也说不明白，就说：“大伙别吵吵了，打土豪分田地斗老财这是**为了穷人着想制定的政策，也不是周科长说了算，你们别冲他使劲了。”家属们这才缓和了下来，各自回到老乡家休息。
家属们走后，周科长脖粗脸红地坐在炕沿上喘粗气。我说：“老周啊！别来气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些家属的娘家，大多数不是地主就是老财。你搞忆苦对穷人好使，对她们不行，弄不好还引起反感。”
他瞅了瞅我，气冲冲地顶了我一句：“那她们的反动本性就没个改啦？”
“大势所趋，她们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心里不愿意她们也没招，慢慢就好啦！”
周科长听后没吱声，不过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提给家属们开忆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