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老教师，中等身材，长方型的脸上总挂着慈祥的微笑。平日里憨厚老实，是镇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事情头上（碰到事情）敢说敢为，急了眼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只是由于战争年代留下的胃病和脊椎硬化的病痛时时折磨着他，使他过早的衰老，不到五十岁的年龄就完全谢顶，走路总得弯弯着腰。
父亲在小镇里有几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都是当兵的出身，而且还都是解放军的荣誉军人，一个被炮弹炸瞎了双眼的老夏头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逢年过节他们都要聚到一起唠唠战争年代打仗的事。镇里的人都知道小镇上有几个老荣军很了不得，都有一段为革命献身的辉煌历史。
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都在受穷挨饿。
看到老人和孩子们饿得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父亲和几个朋友跑公社找到党委书记说：“我们拼死拼活地打江山，打下江山咋能这样，叫老百姓挨饿受冻，你这当干部的是干啥吃的？”
公社党委书记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是遭了自然灾害，又得还苏联的债，国家正是困难时候。我也没办法呀，就连**都在吃苞米面！”
老荣军们一听不吱声了。**在他们心目中那可是神圣的人物，既然连**都在吃苞米面，那咱们老百姓就没啥说的了。
有一年的春节，镇里的副食商店来了一汽车冻梨。原准备凭票每户二斤，可是没等居民领到，镇里的头头和公社领导家小孩却吃起了冻梨。父亲看到后领着几个老哥们深夜十一点敲开供销社主任的家，质问他为什么领导家先买到冻梨，而对老百姓却迟迟不卖。
供销社主任说：“冻梨来得太少，考虑到领导们一年忙到头，就先分给他们吧。”
父亲他们听完后勃然大怒，指着供销社主任的鼻子说：“你这是在败坏**的名声！**讲的是官兵一样，你这样干能对得起老百姓吗？”
供销社主任说：“几位老前辈消消火，我给你们每人五斤怎么样？”
父亲说：“这样的梨我们一个都不要！要就全镇每人有份，再不就给老人小孩，光干部家吃梨是绝对不行的！”
几个人一直闹到清晨，逼着供销社主任把库里的冻梨全部拿出来卖给了镇里的老百姓后才罢休。
此前有一阵子父亲他们糊涂了，先是大鸣大放转而反右斗争，敢说真话的都打成了右派。学校一位老教师只因说了句“在教学业务上，党支部也要听一听教员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逼得他在厕所里用刮脸刀片割了脖子。
随之而来的“浮夸风，放卫星”更把他们造得迷迷瞪瞪。亩产几百斤一宿之间变成了万斤；土高炉炼出豆腐渣一样的钢铁，还敲锣打鼓地报喜说是“土高炉炼出了优质钢”。老夏眼睛看不着，听父亲他们一学气得用拐杖把我家的炕沿敲得“咚咚”直响。第二天叫老伴牵着他去找公社书记，结果啥也没说明白，气得回家大病一场。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宿之间，小镇沸腾了起来。公社和镇上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广播着“最新指示”，大街上人们敲锣打鼓，高举着**语录，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向所谓修”起进攻。
在以笔为刀枪的战场上，跟随**南征北战的老帅们纷纷被打倒，开国元老们成了篡党夺权的罪魁祸，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书育人，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下一代的园丁们统统变成了“臭老九”。面对这场暴风雨，父亲他们傻眼啦。在一起合计这**要干啥，莫非以前跟**打仗革命都错了？莫非老革命家都成了坏人，莫非……在他们口中只有“莫非”，究竟是咋回事谁也说不明白。
父亲说：“唉，**有**的打算，中央有中央的目的。咱就别瞎猜了，反正跟着党中央和**就没错！”
老夏说：“那不行，这不是瞎整吗？咱们打下的江山容易吗？我得往上边找！”
第二天，老夏又逼着他的老伴牵着他往上找，结果找来找去，不用说“讲理”，就连人都没见着，所有的政府领导统统被打倒。几个老荣军愤怒了，要以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用鲜血打下的江山。
中央文革一声令下要“破四旧，立四新”，镇上所有旧的东西全部被砸烂。先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关帝庙被扒，如来佛和八百罗汉塑像的全身被砸得稀巴烂。庙里唯一的一个和尚是封、资、修的代表，给他戴上一顶国民党营长的帽子后被打死。庙南尼姑庵的两个尼姑成了帮凶，其中一个被逼上吊，一个被打致残。家家户户的老式桌椅和古书字画统统化为灰烬。
那一阵子，父亲和他的几个老伙伴可忙活坏了。哪里有行动他们就到哪里去阻拦。但在数以千计的红卫兵面前，他们这几个瞎了巴叉、瘸了吧唧的老头能起什么作用？结果是嗓子喊哑了，腿跑肿了，“革命行动”照样进行。
父亲悲哀地说：“别扯了，咱这是螳螂挡车，不自量力！”
有几天，红卫兵们出了高招说“女人头上的大辫子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几个女红卫兵为了表示自己“破四旧，立四新”的决心，马上剪掉了辫子，剃成了分头。这些人满大街拿着剪刀堵着留辫子的女人，一旦现毫不客气，立马剪掉。
几个老荣军气不公啦，说红卫兵你爹你妈还是旧的呢，你们也砸了吧！
红卫兵说：“砸就砸，只要是旧的都砸！”
“那你们就先砸我们吧！”
“你们有啥了不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老子打江山的时候，你们还没出世呢！”
红卫兵们齐声朗诵起**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气得老夏头当时昏倒在地上，父亲说：“这些小孩子不讲理，咱们别跟他们惹气啦！”
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单位又掀起了一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凡是带点“腥味”的人，甚至与你八杆子扯不着的也能让你沾上腥味被揪斗出来。
父亲所在的中学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会一个接一个。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校五十余名教职员工中就有三十多人被揪斗。罪名五花八门，有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有反革命的马前卒，有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在教研室那历经沧桑古老的四合院大门框上，贴着“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横批是“牛鬼蛇神”。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先是县高中校医被扣上曾是国民党部队军医而被揪，转而是三中一个曾是长春60军起义部队的连长章老师被斗。父亲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变得心情烦躁，总爱莫名其妙地脾气。
事情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在一次“黑帮”们的检举揭会上，章老师说出了父亲也曾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他一样也是起义后参加解放军的。当时的校“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人一听，急忙派人到县教育局调查父亲的档案，果然在档案中看到了父亲参加过国民党部队的记载。这下可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因为父亲在学校及小镇的人们眼里一直都是革命复员军人。
校革委会的人调查出父亲确实参加过国民党部队的事情后，如获至宝，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关于揪不揪父亲的意见分歧也挺大，一些红卫兵委员们说：“王老师不能揪，他是咱们学校的老革命，和镇里的几个老红军都是好朋友，咱们凭啥揪人家啊！”但校三结合革委会曹副主任的态度最坚定，非得揪出不可，不把他揪出来就不是革命者。他的理由是王喜山和他的关系不错，但这是革命的紧要关头，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划清界线。
他说：“王喜山是复员军人不假，但他是国民党部队起义的。”
有的学生委员问他：“起义部队参加了解放军就不算解放军了吗？”
“算到是算，不过他和真正的解放军可不一样。真正的解放军是从小受苦，然后参军。他是咋回事？先参加反动派的军队，跟解放军往死里干。后来看事不好，两手一举投降成了解放军的战士。大家说他的枪法准不准？”
其他委员说：“准啊！哪次民兵打靶他都得第一名。”
他说：“这不就得了，他的枪法这么准，当国民党兵的时候能不和解放军打仗吗？这一打仗说不准有多少解放军的战士死在他的枪口下呢！”
说到这里他激动了起来，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王喜山口口声声说他是起义官兵，这是他麻痹大家的狡辩！什么叫起义？起义就是反正，反正就是投降，他双手沾满了解放军的鲜血，投降后居然享受起复员军人的待遇，这事合理吗？”
委员们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他的话有理，纷纷表态应该把他这段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多钟，最后决定取消王喜山复员军人的资格，把他定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晚上就开批斗会。然后动全校师生深揭深挖、狠批猛斗，重点查清他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他的家庭成分是贫农，这应该是假的，贫农家的孩子怎么能参加国民党的军队？究竟是什么成分必须搞清楚；二是在国民党部队时杀害过多少解放军战士，然后钻进革命队伍中干了哪些特务勾当？现在和台湾的国民党有没有联系？
那天下午不到六点钟，学校的学生和小镇上的人们就哄哄了起来，说三中的王喜山老师是大地主的儿子，国民党的军官，杀害过上千名的解放军战士。现在仍然和台湾有联系，他的手下有一百多名国民党特务，镇上的‘牛鬼蛇神’都归他指挥，今天晚上就要革他的命。
晚上我随父亲回家的时候，父亲阴沉着脸，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今天晚上要揪斗我。”
我说：“我听同学说了。”
“儿子，爸爸今晚要是过不了这关，你就记住爸爸是热爱**，热爱**的，爸爸没有什么罪！”
“我知道爸爸是个好人。”
回到家里，母亲看我们爷俩都不乐呵的样子，笑呵呵地说：“这爷俩，又咋地啦，拉拉个脸子这么难看？”
父亲没吱声，我也没敢把今晚学校要揪斗父亲的事告诉母亲。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破例就着蘸酱菜喝了几口老白干酒，对母亲贴的黄洋洋的苞米面饼子一口都没动，皱着眉头一支接一支吸着五分钱一包的香烟。
母亲是个急性子人，看到父亲心事重重的样子，急得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说：
“我就烦你这副样子——有啥事不说，光在心里闷着！你说，啥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告诉你有啥用，今晚要挨斗。”
“凭啥呀？”
“可能是因为在营口那段历史。”
母亲一听来了气，眼睛一瞪，大声说道：“那段历史**不是说不算了吗？这怎么又揪起来了，这说话像老娘们似的能治理好国家吗？”
父亲往窗外瞅了瞅，使劲地瞪了母亲一眼，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这话叫外人听见，咱不都成了反革命，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就这个嗓门，愿谁听谁听去，本来就是吗！”母亲依然大声说道。
“姑奶奶，你可别炸哄啦，这是个不讲理的年代，他们说啥是啥，你可别跟着添乱子啦！一会给我准备套行李，叫儿子帮我送去。”
“不用儿子送，我给你扛去。我问问他们，我们千辛万苦地跑回来跟着**走，到头来整这事，想干啥呀？”
父亲这时显得不耐烦了，把手使劲往桌子上一拍，震得桌子上饭碗里的白菜汤洒了一炕，吓得我们姐弟几个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父亲。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这是红卫兵运动，你知道吗？”父亲冲母亲吼道。
“我咋不知道，不就是一帮小孩瞎整吗？”
“瞎整，你以为**是个糊涂党哪？这上边不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动红卫兵这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你没看中央的一些大干部都被揪了出来了吗？咱一个小教员还能咋唬啥！”
“哪咋整，你就挺着叫他们斗呀？”
“按理说不挺着也没招。不过这几天我寻思，如果他们真要是揪那段历史的话，我就把**给的‘免死牌’亮出来。”
“什么‘免死牌’，这么些年我怎么没看着？”
“你忘了，咱们在营口起义的前夕，六哥他们和**谈判的时候坚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起义官兵既往不咎，和老八路同等待遇。”
“谁批的？”
“**批的”。
“这就对了，这句话就是‘免死牌’。要说师长也够有头脑的了，他不是说过吗？我得朝**要张‘免死牌’，为全师几千官兵的将来负责。”
“那能好使吗？”
“**现在正红，我把这条拿出来，估计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这也不一定好使，一帮小毛孩子，他们能管你那事？”
“那就没法了，碰碰运气吧！”
晚上七点半左右，我扛着行李送父亲去参加批斗会。这时天越来越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阵阵凉风吹来，我和父亲都打起了激灵。
学校的礼堂外面已经站满了人，看到我们到来，自动闪开了一条道。
父亲的几个老荣军朋友站在道上问父亲：“王老师，大伙说的可是真事？”
父亲笑着说：“呆会你们就知道了。”
走到礼堂前，只见那古老的建筑已经不成样子。油漆斑驳的门窗已被砸得破烂不堪，残破的青砖墙上贴满着大字报、小字报、漫画和标语，屋顶残脊断瓦的缝中长满了篙草，在微风中摇摆着瘦弱的枝叶。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沉重的心情，使我不寒而栗，只有门口插着的一面五星红旗让我心里还感到有些暖意。
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父亲和我走进了礼堂。里边已经坐满了红卫兵，通往主席台的过道上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父亲和我进屋后，台上的曹主任冲我们摆摆手，叫我们到前边来。然后叫个同学搬来一个凳子让父亲坐在台下，我则站在了靠墙的一边。
我往台上一打量，只见主席台正中挂着一幅大的**像，台上横着并排放着几张课桌，曹主任坐在正中间，两边坐着十中的红卫兵代表和镇上几个单位的革委会主任。曹主任不时来回扭头和他们唠着什么，可能是在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罪行”，因为他的手不断指着台下的父亲，脸上露出一副鄙视的神情。
主席台前的顶部，挂着用白布剪贴成的横幅。上面“红卫兵批判牛鬼蛇神大会”几个大字中的“牛鬼蛇神”四个字显得格外醒目。这四个字不但用红黑蓝紫四色组成，而且还特意写得七扭八歪。
主席台靠墙一边的桌子上，放着一顶用报纸糊成的高帽，旁边立着一块用小黑板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王喜山”。在父亲名字上还用红笔画了一个巨大的叉。
八点整，曹主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板着冰冷的面孔，拿起了桌子上的麦克风，干咳了两声后用嘶哑的嗓子领着大家学习了一段**语录，然后宣布大会开始。
一群红卫兵押着一队所谓的“黑帮”进入了会场，全场响起了一片口号声。在口号声中，这些平日里为人师表的老师们一个个头戴用报纸糊成的高帽，脖子上挂着硕大的牌子，瞪着惊恐的眼睛，抿着干裂得出了血的嘴唇，大哈着腰排着队走到了主席台下。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中的校医和三中的章老师站在了父亲的前面，他们俩牌子上写着“国民党残渣余孽”。我明白这叫“物以类聚”，父亲和他们已是同一罪名了。
台上的曹主任待“黑帮”们站好后，瞅着父亲问了声“王喜山来了没有”？
父亲答应道“来了”。
“来了怎么不站起来？”曹主任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父亲看着他说：“你也没让我站起来呀！”
他说：“你咋回事不知道，这事还非得叫人说呀！”
父亲没吱声慢慢地站了起来。
看到父亲站了起来，曹主任郑重宣布：“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经过内查外调，我校语文教研组组长王喜山是一个隐藏在我校最大的阶级敌人。他伪满时期当过国兵，当过小学校长是铁杆汉奸，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部队。他双手沾满了人民和解放军战士的鲜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残渣余孽！”
他的话音刚落，我姑姑家的表姐领头喊起了“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
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父亲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划着火柴点着后慢慢地吸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台上的曹主任冲台下摆了摆手，口号声停下来。他用手使劲一拍桌子，刚想张嘴喊什么，没等出声却急忙抖落起手来，嘴里出了“啧啧”的响声。
看到他疼得呲牙咧嘴的样子，父亲“嘿嘿”冷笑了几声，他心想这才叫恶有恶报。原来曹主任的手脖子在揪斗学校的卢校医时，打了她几个耳光，用力过大不小心闪了一下，晚上回家后手脖子肿了挺粗，疼得没办法到我家找药，还是父亲拿出碘酒给他涂上的呢！
父亲冷笑的样子被曹主任看见了，他脖粗脸红地冲父亲吼道：“王喜山，你笑什么？”
“我笑跳梁小丑”。
他一听可真急眼了，走到台前用手指着父亲歇斯底里地喊道：“王喜山你太狂妄了，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敢说我是跳梁小丑！”
父亲笑呵呵地说：“主任同志请息怒，我怎么敢说你呢？我是在笑我自己！”
曹主任自嘲地说：“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你不要假装镇定，你的反革命罪行就是死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够。”
父亲说：“不用一千次、一万次，只一次就行了，第二次都没有”。
台下的群众一听都笑了起来。
曹主任一见这情景，气急败坏地一摆手，几个红卫兵冲了过来想对父亲大打出手。我一看情况不好，和事先约好的两个跟父亲学武术的师兄冲到前面用身体挡住了父亲。
台下的曹主任一见，用手指着我喊道：“你想干什么，想站在你父亲的反动立场上吗？”
我用手指着他说：“你不用咋唬，你要是敢动我爸一下，我就对你不客气！”
他听我这么一说，一愣神，这次没叫唤，小声嘟哝说：“没人跟你小孩一般见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话一点也不假。”
这时，台下几个冲过来的红卫兵，一见我们这三个在镇里以“三兄弟”绰号而打架出名的小霸王，正拉开架式怒视着。他们虽然手里拿着三角带，却也惧怕我们三分，瞅瞅台上的曹主任，见他没什么反应，只好灰溜溜地站在一旁，整个会场显得一片寂静。
沉默了片刻，曹主任忽然振臂喊起了口号。这一次他看来是真急眼了，虽然声音嘶哑，但十分有力，把在场的人吓得一哆嗦。
喊完口号后，曹主任指着父亲说：“王喜山，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交代？如果你想顽固到底，我告诉你那是死路一条。”
父亲这时深吸一口烟，掐灭了手中的烟卷，把烟嘴揣到口袋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革委会的领导和红卫兵同学们，在我交待曹主任说的罪行前，先敬祝**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说到这里父亲冲台上的**像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来面向台下的人群高声说道：“同学们，在历史上我确实参加过日伪时期的国兵，但那不是我自愿的，是被迫参加的。后来我借送一个日本少佐回沈阳开会的机会，半道上开枪打死了他，大家说有这样的汉奸吗？”
“你这是胡说，谁给你证明？”曹主任在台上喊道。
“我们偷跑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这事组织上早就调查过了。另外我原名叫王世臣，回来后怕被日本人抓住改名叫王喜山，这也是证明。”
曹主任没话了，告诉父亲“你往下交代”。
“曹主任说我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这事一点不假，我确实当过国民党军官。但是我是管后勤的，并没有和八路军面对面打过仗，也没有向八路军开过枪。因此我的双手也没有沾过解放军的鲜血！至于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那更挨不上边了，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是国民党员。我在国民党的那个部队，前身是巴彦县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是民众自组织的，后来虽然投奔了国民党部队，但从师长到下边军官大部份都不是国民党员。”
父亲刚说到这里，曹主任干咳一声打断了父亲的话，指着父亲说道：“王喜山，你胡扯些什么？哪有国民党的军官不是国民党员，抗日游击队不是**领导的？你这是在编造历史，散布反动谣言！”
父亲听到这，扭头冲他啐了一口说：“亏你还是个老师，在历史上你简直就是白痴！”
曹主任一听说：“什么？你才是白痴！接着往下交代，看你能反动到哪！”
父亲接着说道：“同学们，我参加的国民党部队后来起义了。起义后改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南军区独立第五师，有一点同学们要明白，起义不是投降，起义是有功的。我们部队起义的时候是**同意、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在起义官兵的八项保证条件中，有一条是‘起义官兵既往不咎，和老八路同等待遇’。因此，我虽然当过国民党的军官，但那是既往的事，别说我没杀害过解放军，就是杀害过，按林副主席的指示，也是‘不咎’的。”
说到这里，台下的群众和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真是这样了真不能揪斗王老师。”
台上的曹主任转身和其他委员嘀咕了几句，然后问父亲：“王喜山，你可真能扒瞎，就算你说的这事是真的，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是林副主席亲自签字批准的？”
“不但我知道，而且部队起义的前后经过我都一清二楚，因为起义那时我一直都在场。另外部队准备起义的时候，就是我亲大舅子、师长随从副官赵杰一起参与和解放军谈判的。起义以后，我带一个警卫排保护师部机关家属从营口一直走到延吉，历时五十一天，这段历史我能不清楚吗？”
曹主任听完父亲这段话后，带有讽刺的口气说道：“哎哟，照你这么一说，你就一点罪都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罪，有些事是历史客观条件造成的，我们部队改编成解放军以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斗。抗美援朝时，又改编成了5是进入朝鲜的先头部队。在朝鲜打得美国鬼子闻风丧胆，150师全体官兵在武器落后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抗美援朝胜利后全师官兵所剩无几，都是最可爱的人。如果按你的说法，他们应该有罪的吧！”
曹主任气急败坏地说：“他们是他们，你是你！”
“我怎么地了？我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军人！”
说到这里，父亲从口袋中掏出了复员证和东北人民解放军纪念章，举过头顶说：“同学们请看，这就是我的证明！”
曹主任这时候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对父亲说：“王喜山，你放老实点，现在是让你坦白罪行，不是叫你评功摆好！”然后喊起了“王喜山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
这时父亲可真着急了，脸色变得铁青铁青，指着曹主任说道：“你就会来这套，你还讲理不讲理？”
曹主任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好，我叫你好好的造造反！”说完父亲一跺脚，推开我的阻拦，径直走上主席台。
这一下台下的人惊呆了，“黑帮”们也都抬起了头，瞪着惶恐的眼睛瞅着父亲。
曹主任一见父亲怒气冲冲走上台来，胆怯地往后退了两步问：“王喜山，你想干啥？”
“我不想干啥，只想问你几句话。”
“你说。”
“你不是三番两次叫我灭亡吗？我告诉你，我不怕死，枪林弹雨我经过，日本鬼子我杀过，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我指挥部队打死过不止百八十人。我只想问你，你口口声声喊着造反有理，林副主席的指示在你眼里都不算数，你这不是要造林副主席的反吗？造林副主席的反就是造**的反，这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吗？如果你非要揪住我的历史不放，你可要想好，这后果可不是一般的。我就是有一口气，也要上北京找林副主席去！你要有胆量，现在就开始批斗我，我这不自己上台等着来了？”
这一下，会场上乱了套，台上的几个单位的革委会头头站起来悄悄地走下了台，台下的群众一片哗然。
父亲的几个荣军朋友喊道：“王老师不能斗，谁要是斗他就是反对林副主席！”
曹主任傻眼啦，呆呆地瞅着父亲，干咔巴嘴说不出话来。
“咋地，表态呀，是斗还是不斗？”
“王老师，你消消火，先下台坐下，这件事我们得派人调查。不过丑话说在头里，你的话要是有错，可就是罪加一等！”曹主任苦笑着说。
“可以，如果我的话有错，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行。如果情况属实，我劝你今后不要打我的主意！”说完后，父亲一跺脚，转身走下了主席台。
曹主任和台上的几个委员嘀咕了一阵后，向大家宣布：“因为出现特殊情况，今天的批斗会暂时到此结束。”
那天晚上，革委会的人没让父亲回家，理由是在外调期间，父亲属于审查对象不准离校。
在校革委会外调期间，父亲担任了一项特殊的工作——看管“黑帮”。听革委会的人讲，这样对父亲有好处，可以受到教育。
在此期间，看着同行们被红卫兵们折磨得体无完肤的痛苦面容，听着他们被严刑拷打时出的凄惨叫声，父亲的心都要碎啦，而父亲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劝说那些想以死来摆脱痛苦的老师们。
父亲跟他们常讲：忍着点吧，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我们应该相信**。
“黑帮”们说：“你的命可真好，居然有林副主席保护你，这谁敢动你呀！”
每逢这个时候，父亲总是苦笑着：“这也是碰巧，如果当时换了别的老帅，我也不是和你们一样啊！”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父亲下班可以回家了。因为外调的结果是“情况属实”，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打父亲的主意了。
对父亲这次不成功的批斗会，在小镇上的轰动很大，父亲的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资料。有的人说：“真看不出，王老师那么老实的人居然杀过日本人，还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还有的人说：“可不是咋地，按理说他正是挨斗的对象，可是居然没人敢斗他！现在老革命的也挨斗，反革命的更挨斗，他这既反动过又革命过的人倒平安无事，这可倒是个稀奇的事。”
在普通的老百姓中，很多人都有个习惯，就是话到嘴边添一点。父亲没被红卫兵们揪斗这件事，尤其是父亲的历史在小镇上越传越神，到后来父亲在人们的眼中成了英雄。父亲的历史也变成他是抗日联军的战士，潜入敌占区杀死了十多个日本鬼子。后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在部队起义后，父亲保护家属转移的路上曾一枪打死了三个国民党兵。林副主席都亲自接见了他，并给了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谁也不准揪斗他”。当有人问到父亲这些哄哄起来的事是否真有的时候，父亲总是笑而不答，这更加增添了人们对父亲这段历史的神秘感。
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父亲的身世在小镇人们的心里一直是个谜。有些同学和邻居时常问我：“你老爸是怎么回事，一会革命，一会叛变，一会又革命，完了还不挨斗。”
我也回答不上来，追问父亲，他总是笑而不答，实在问急了就说：“小孩子瞎打听啥，那都是有客观原因的。现在说胜不说败，说好不说坏，真要按历史的客观实际来讲，是要招惹是非的，甚至有杀身之祸。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说它干啥！”
我说：“老爸，那不行，不管你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总得让我们知道吧！连老爸的历史都不知道，你说我们算什么您的后代。再说我们有了子女后，怎么向他们交待，总不能孩子们一问起‘我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我们也稀里糊涂不知道’！”
父亲听我这么一说，哈哈地乐了起来说：“可不是，不过有个条件——不能较真，只能按历史故事听。”
我说“好”，父亲这才利用一年多的时间，断断续续给我讲了以下一段解放前在老东北生在他身上的曲折而又传奇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