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市西山县的王家川村，从古到今，就是一个不缺少人物的地方。你像以王跃杰、王国庆他们为代表的王家，以宋中兴、宋大帅他们为代表的宋家等等。和他们这些世家与大人物比起来，现在的村文书，也是王家川小学的校长王爱民，那简直是比绿豆还小的小人物了。可这个王爱民却认为自己过得很滋润，心里很舒坦。他常对自己的儿子王小虎说，不论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关键是一种活法。活法对路了，一生就无憾。如果活法不对路，即使像贵为皇帝的宋徽宗、权势熏天的年羹尧等人，又能怎样？就是像现在的省委书记王国庆、市委书记吴天然这些人，生活上也未必过得有多舒心。你想想，人的想法比天高。当上县委书记了，还想着当市委书记，当上市委书记了，还想着省委书记，就是当上省委书记了，还想着进中央呢！这些人，能不累？
对于老子的话，儿子王小虎虽然没有嗤之以鼻，但绝对是不以为然。
王爱民这个人，虽然半辈子都生活在基层，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蛮丰富的。
王爱民是初中毕业生，在他那个年代，这，就算是农村的知识分子了。他生于大炼钢铁那一年，也就是1958年。在他还刚有记忆时，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在那饥荒的年代，小小的王爱民差一点饿死。1966年，当红卫兵们开始大串连的时候，看着同村的王国庆等人已经跑到**前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年仅12岁的王爱民羡慕不已。他恨自己太小，没有赶上这火红的岁月。不久，从北京来了一帮知识青年，这些学生就驻扎在他们王家川的大桃园里。在他的印象里，那个叫钟可人的女学生长得最漂亮。
后来他听说，前两年从北京来的那个放牛的老钟，就是钟可人的父亲时，王爱民就很为钟可人感到可惜。她怎么会是老钟头的女儿呢？老钟头又怎么可能是这个钟可人的父亲呢？后来，王爱民才知道，原来教他们语文课的那个白老师竟然是钟老头的妻子。小小的王家民当时根本弄不清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如此复杂。
其实，老钟原名叫钟长风，本是北京卫戍区的一名师长。因为他对当时的副统帅**有看法，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西山县的王家川村劳动改造。
白老师是为了照顾钟长风，才主动申请来到这里支教的。
而钟可人也是为了和父母团聚，这才邀了一帮同学上山下乡，来到了王家川。
这里有有很多故事，待以后慢慢讲吧。
王爱民初中毕业后就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上世纪70年代吧，每个大队都有一名赤脚医生。他们的医术并不高明，却内外兼修，样样都碰。中医、西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医生、护士，抓药、算帐，什么事全拿下；精神病、心脏病、噎食病，天花、麻疹、杂面星，疝气、脚气、结巴嘴，阳痿、早泄、鬼剃头，什么病都能瞧。他们既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文化人。王家川的赤脚医生就是王爱民，他是“门里”出身，其父就是医生，远近闻名，只不过是兽医罢了。王家民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就正式上岗了。他第一次给病人打针时，病人相当紧张。王爱民却神情自若，“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我可是在县里正儿八经学过的，扎个针算啥？”但见他拿着针管，瞄了又瞄，病人屁股上的肌肉早已吓得就成了疙瘩。因为是第一次，加之来看稀奇的人不少，王爱民为显示的自己的专业水准，就在病人屁股上的入针部位用钻笔画上一个圆圈，向围观的人讲了一阵屁股和臀部的区别后，这才提针向圆心扎去，只听“唉哟”一声，王爱民应声蹲在了地上，原来他这一针下去，竟狠狠地戳进了他自己左手的大拇指上。
那时候，现在的村支书何天明已经是村里的名人了，因为他是副业队长。
那个时候，每个大队都有一个副业队，大概就是后来乡镇企业的雏形吧。何天明因为常带带着副业队走南闯北，就连赤脚医生王爱民也不得不承认，何天明在村子里那是最有见识的人了。当然，这不包括已经走出去的那些人，比如说王跃杰，比如说宋中兴。
有一次，何天明从广东公干回村，脸上架了一副墨镜，话语中也带上了鸟语。见有不少人跟在他后边想听新鲜事，就开腔道：“这广东人耶，就是志气好好高呢，那天我下榻在大宾馆里，夜里要解小手，对了，人家那茅房是设在屋里的，你说那广东人个子都不高吧，那夜壶却钉在墙上，我恁高个子，踮着脚才尿了进去。也不知当地人是咋尿的？”原来，队长是尿在了宾馆的洗脸池里。
王爱民见他戴着一幅墨镜，很是羡慕，恳求着要戴一下，队长很不情愿，但赤脚医生好在也是个人物，就应允了。王爱民戴上墨镜，非常兴奋：“队长，这就是人家说的变色镜吧，一个清，一个昏。”
“你小子还算有些见识嘛，这就是变色镜。”王爱民用手去摸镜片，手指竟捣着了自己的眼睛，原来那个清的，早就没了玻璃片片，是空的。
王大牙的小娃王跃杰，那时候是村里在外最大的官，已经当上地委书记了。王大牙过世三周年，王跃杰回村给他爹上坟。那辆北京吉普刚一翻过岭，村里的孩子们就噢噢叫着迎了上去。王爱民忙回家掂出了一个空酒瓶，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车前，王跃杰让司机拧开油箱盖子，王爱民把一根塑料管子插了进去，用大嘴噙着猛地吸了一口，那汽油就顺着管子自动地流到了他的那个空瓶子里。
只要王跃杰的车回来，王爱民就要弄一瓶汽油，因为他有一只副业队长送给他的打火机，那是要用汽油的。
王爱民得意地讲道，这可是物理学上的原理呢，名叫“虹吸”现象。同村的杨伯老见小二的嘴角还挂着油星，就大笑着说：“不是红吸，怕是鳖吸吧！”
众人无不大笑。
王爱民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无知呀，可悲呀，文化大革命不弄彻底可真不行！”
王跃杰皱了皱眉头，就和司机来到王大牙的坟前，这里果然是好风水，三年时间，黄大牙的坟头上已是爬满了迎春花，而那些不知名的荒草更是掩过了人头。
有个风水先生曾发过话，王大牙家这个阴宅，是虎地，家里是要出将军的。
王跃杰虽然不是将军，但他早年也当过兵，现在已经是地委书记了。有人问王爱民，说这地委书记和将军哪个官大？王爱民说，地委书记和将军那一是般大。
点上火纸，却忘了买鞭炮，王跃杰就从腰里拔出盒子炮，对着天上嗵嗵嗵放了三枪。对了，在文革期间，领导们都佩有手枪。别说是地委书记了，就是县委书记、公社书记手里都有枪。
王跃杰嘴里还念念有词：“爹，我来看你老人家了，你出来使钱吧！”
话音未落，只听坟头忽隆一声，王跃杰一下子坐在地上，脸都白了，“爹爹，你别怕，是我，是我，我是小三呀。”
司机忙拉着王跃杰，压低了嗓子：“首长，别怕，那不是你爹，那是只兔子。”
那时候，穷光蛋杨伯老的生活很风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是他穷，二是他的叔叔杨老三还是一个贫农代表。
杨老三是村子里的贫农代表，他是个光棍汉，到老也没有说下媳妇。想当年，他以力气最大、干活最卖力而闻名乡里，作为村里的贫农代表和劳动模范，经常到县里去开会。后来年纪大了，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五保对象，享起了清福。
不过老人也闲不下来，经常背着一个粪篓，把捡到的猪马牛羊的粪便统统倒进集体的大粪坑里，他还常被附近的学校请去做报告，是好几所学样的校外辅导员。大概是台湾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吧，本来身体相当硬朗的杨老三竟也无疾而终了。村里人都很伤心，因为这老人可是一个大好人，积福行善了一辈子。
在整理杨老三的遗物时，竟在**像后面的墙洞里发现了一个蓝本本，上面赫然盖着国民党县党部的大印。
王爱民给大家说，“这杨老三，原来叫杨汉光，是个国民党党员，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这怎么可能？大家面面相觑，都没了主意。原本隆重的葬礼一下子冷了下来，支书连忙派人到公社请示。公社书记又一直请示到县里，县委书记也不敢表态，最后还是地委书记王跃杰发下话来：“证件上交，此事不扩散、不宣传，至于杨老三，人已经死了，他又是个绝户头，也就不再批判，埋了吧。”
杨老三虽然埋了，但作为他侄子的杨伯老，从此在村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
随着时光的流失，赤脚医生王爱民在村里的地位倒是日渐提升。
那个时候，人们虽然吃不饱饭，但天天劳动，吃的也都是自己种的粮食和青菜，里面当然不会有现在的瘦肉精、丹红素、吊白块、尿素、避孕药之类，因此，人们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虽然，那时候的胖子不多。
因此，王爱民的工作并不累。
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理发，学会了写毛笔字，背下了全部的《**语录》和《雷锋日记》。他很快成了村里的义务理发员、义务对联书写员、义务《**语录》宣讲员。
大家对这个小伙子的热情很是欣赏，加上他还懂得虹吸现象，后来经贫农代表大会研究，一直推荐王爱民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从此就穿上了鞋子，站到三尺讲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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