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天然看来，立志是修身、成功的前提。则万事皆休。
除了当官不发财这一相对较小的志向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储才养望。储才就是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养望就是培养自己的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曾国藩靠什么来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较容易，接受报纸、电视的采访，很快全国就知道了。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主要以诗文和奏折来达到养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诩的是诗文。3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诗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只是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类人来与他谈论。那时候在北京官场士林中间，他的每一篇诗作出来，便有很多人争相传抄、争相阅读。在文人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朝廷上奏章。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于时间关系，我只举一个例子。他在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所谓“退缩”，就是不担担子，遇到事情往后退。“琐屑”就是只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个字：“敷衍、颟顸”。“敷衍”就是应付上级，自己不去动脑子，应付了事。“颟顸”就是糊涂。你问他，一问三不知，问钱粮不知道，问税收不知道，问老百姓的情况不知道。他说，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太平军势如破竹，文武官员哪怕是钦差大臣拿着皇帝送的尚方宝剑也没有用，真的就是曾国藩讲的“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体制内没有人才，要靠曾国藩从体制外去寻找人才，自立一支军队。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事情，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公司，是体制外的东西。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曾国藩讲自从道光皇帝晚期以来，朝政非常疲沓，“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言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员，司道指地方官员。“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已经成风气，大家都不谈。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面引导君王。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朗晴天来。这是知识界对他的反应。就这样，曾国藩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过“修、立、储、望”，曾氏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政坛上的杰出人才。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岁官居二品的官员，空前绝后，就*?他一个人。不久正式做礼部侍郎，后来又先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运非常之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世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放下杂志，吴天然有些为曾国藩击节赞叹了。在自我修持上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
（二）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1852）末，一个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什么是团练？团练就是民兵，配合、协助正规部队。没有事，大家都是农民，有事了，拿起刀枪，就是军人。这个制度自古以来就有。
这43个团练大臣，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惟一一个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机遇，充分利用机遇，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大做强。回过头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过去团练只在县里，在乡下，当时所有的团练大臣都因循旧例，但曾国藩不是这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马上就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眼下的团练不行，起不到什么作用，必须在省城里建立一支大团，才好指挥。有什么突发事变，立刻把团练派去应付。哪地方有乱子，省城里有一支人马才好去弹压。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一个大团，人数不多，只有1000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他最亲信的好朋友调来，利用他们原来在湘乡的团练基础，把1000人调到长沙，编成三个营。这些人拿薪俸，穿军服，每天训练。他们工资比别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别的事情，每天*练，听候命令，这实际上就是军队，名义上仍叫团练，但实质已经变了。这是第一步。
曾国藩在长沙城里，完全按照严格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跟长沙城里的其他军队形成对立。那些士兵原来都是懒散惯了的，八旗、绿营完全都是老爷兵，根本不训练。到训练时就在街上找个要饭的，给他十文钱二十文钱代替，他们自己下馆子上酒楼。曾国藩严格训练，他们不高兴。此外，曾国藩为了地方上安定，大开杀戒。凡是遇到有作乱的抓了就杀。后来有人讲曾国藩是“曾剃头”，就是从这开始的。就地正法，坏了规矩。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员，所以省里的行政官员很不满意。军队不满意，省政府市政府对他也不满意，他在长沙就呆不下去。于是，他就给朝廷打报告，说现在南部很乱，北部相对安定些，请朝廷允许我到南部去镇守。朝廷同意了。然后他到衡阳，借口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扩张军队。很快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水陆两支人马，20个大营。水师10个营，陆师10个营。再加上辅助人员8000多，共18000多人，号称2万，在衡阳建立了一支军队，浩浩荡荡。这样，他就从民兵师长变成一个正规军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领这支军队，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汉打下来了。打下武汉以后，他给朝廷上一个报告，要求攻打南京。曾国藩带领湘军收回中南重镇武汉，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那时候打南京，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第一号项目，谁拿到，谁就是最了不起的。湘军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曾国藩却向朝廷要到了这个项目。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打南京，做大做强做到这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他打了败战，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的小说第一部《血祭》的最后一段，写他很凄凉地回到家里守父丧，那时是他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打脱牙和血吞”，一层含义是不示人以弱，不要人怜悯，不在人前求取宽容。第二层含义就是把仇恨记在心里。
野史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一个湘军将领写报告，说现在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拿来改了一下，改作“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一字之动，精神面貌就完全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