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不同，这次的苏共党代表会议，不但在出席人数上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还首次邀请了以色列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和华夏共产党的代表以外国执政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并享有发言的权利。
这些国家代表的出席，正好能给苏联国内的党代表们展现苏联对外输出革命的的成果，同时也能够让国外的代表们通过这场隆重的会议，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借鉴苏联党政体系的运作。
国际代表的来访固然成为了其中一个焦点，相关的迎接机构、酒店、机场等位置都挂上了欢迎国外友人到访的标语，《真理报》、《火星报》等媒体上也充满了有关国际代表的新闻报道，可见苏联政府对这些“国外友人”的重视。
但对于参加会议的苏联国内代表们来说，这些外国友人的到来并不值得他们重视，毕竟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国外友人的事情交给外交部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去管就行了。
那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到这些苏联国内代表们的切身利益呢？一般来说，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以及后面的政治局、书记处以外，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及其反映出来的政治风向也是大部分代表们重点关注的焦点。
最受人关注的国家领导人当然非斯大林莫属，当他走上讲台，准备发言的时候，在座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集中十二分精神，细心聆听最高领导人的话语。
斯大林的讲话内容和上次有很大的区别，他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当着一千多个代表的面，不点名批评了沃兹涅先斯基的政见，认为他所主张的所谓“价值观规律核算制度”偏离了党的路线，而他的改革方案也是是试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
在座一些对政治比较敏感，对高层斗争有些了解的人，都从这次讲话中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也大概猜到了斯大林所指的人是谁，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
斯大林批评沃兹涅先斯基等修正主义分子的同时，斯大林也对一些“跟紧党的路线”、“热心为人民服务”、“对国家发展建设带来贡献”的干部们加以赞赏，要求所有的党员都要以这些人为榜样，要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要以人民为本，不要有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在当时的苏联，符合斯大林所说这些特征的党员和干部们数量其实并不少，至少当时大部分的党员（主要是基层党员和干部）都是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以人民为本，热心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而符合“服从党中央领导”这条件的党员就更多了，几乎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符合这条件。至少当时还没出现多少个吃党的饭，但又不服从党和苏维埃领导的人。
但一些有心的人似乎有点曲解了斯大林的意思，认为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就是指曼图洛夫及其背后的西伯利亚派，因为西伯利亚派的人不仅符合斯大林所说的这些特征，同时还把这些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对国家发展建设带来贡献”这一点，在当时的苏联来说，除了斯大林以外，几乎没人能在政绩和国家贡献方面与曼图洛夫相提并论。如果没有曼图洛夫，苏联并不会变得这么强大，更不会有能力把整个德国、北意大利和挪威等地方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里。
为了奖励曼图洛夫对国家发展所带来的贡献，最高苏维埃也给他颁发了共计2枚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而斯大林也让他进入了党中央的核心机构，甚至还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成为党的第二把手。
不出众人所料，在后来的选举环节里，曼图洛夫也是毫无意外地连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位置，他的政治盟友——波诺马连科、佩戈夫也都通过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选举，得以继续连任，而安德烈耶夫也得以重回中央书记处，重新干回他的老本行。
同样不意外的是，被斯大林不点名批评的沃兹涅先斯基不但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施维尔尼克接替），他在最高部长会议里的排名也从第一副主席降格为普通的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莫洛托夫重新担任），仅保留了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最高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地位。
而沃兹涅先斯基的政治盟友——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也没法连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其位置由重回书记处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填补，仅保留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位置。
除此之外，一些列宁格勒派的成员，和一些曾经支持过沃兹涅先斯基修正主义言论的干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身处中央的都被安排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位置上，身处地方的不是被贬就是直接被捕，而原本名列中央委员会名单的，除了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帕托利切夫以外，都没能连任中央委员，算是党中央对修正主义分子的一大警告。
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格勒派的权势开始没落，其薄弱的政治力量已经完全无法与西伯利亚派相抗衡。而作为列宁格勒派的“政敌”，很多人都以为西伯利亚派会趁机将列宁格勒派一网打尽，让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毫无翻身之地。
但出人意料的是，曼图洛夫却迟迟没有针对列宁格勒派的行动，因为他现在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要清除，那就是掌握着警察和肃反力量的贝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