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称胡大少的胡风也给自己的一个定位，那就是“红三代”、“官二代”，并以此为自豪。（_胡风的爷爷是一位老红军，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是某位中央首长的马夫。可惜他不识字，解放前是一个农民，解放后还是一个农民。说错了，应当是市民。解放前家在湖北黄安（后更名为红安），解放后家安在了北京。最大的职务曾担任过北京郊县某村的党支部书记。
爷爷虽然没能在官场上驰骋，但那位首长并没有忘记他。他的孩子胡一飞被保送到了哈工大，毕业后虽然被分配到了一家仪表厂任工程师，但很快就被组织上招唤到仕途上，一步步地升至中宣部副部长的高位上。胡风认为，自己的爷爷太老实，有首长关照，起码也应把身份转为干部，到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上任个一官半职。如果说爷爷太老实，父亲胡一飞则太谨慎。你是红二代，你怕什么？要是换作我，恐怕早就是省委书记了，起码也是省长。你看看你，虽然是一位副部级的高官，可一颗红心、两袖清风，你图的究竟是什么？
反观一下自己，虽然只是一名副区长（副厅级），可在北京的地界上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他的感觉很好，也很满足。胡风认为，这才是当官者应有的感觉和境界。否则你当这个官干什么，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既然把自己定位于“红三代”、“官二代”，胡风就对中国的红三代和官二代很留心，搜集了很多资料。没事的时候，他就认真研究，仔细揣摩，看看人家的人生轨迹怎么样。某个人又是在什么时候跨上了关键性的一步，从而铸造了人生的辉煌。
当然，有些资料他虽然也收集，但他并不为意。很久以后，那个时候，胡风已经不是副区了。他看到过贺龙之女贺捷生少将发表了一篇文章《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胡风读了读，并没有引起什么共鸣。下面是贺将军的文章——《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
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明年我们将迎来党的90诞辰。回首往事，我有很多话想和青年朋友们聊一聊。最近，利用住院体检的闲暇有机会读了一本名为《讲坛随笔》的书，作者是部队的一名将军，名叫蔡多文，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谈理想道德话题，对这样一本谈信仰说励志的书，有人可能觉得不合时宜，我却捧读在手，欲罢不能。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研究。《讲坛随笔》中谈到电视剧《潜伏》的一个情节，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它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为活着而活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在网上竟然看到了对这种无耻论点的赞同。我在读蔡将军对信仰的分析时，思绪回到50年前，那时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都充满向上的活力。而50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信仰变得多元，甚至更趋功利化，因此，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正如蔡将军书中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我们谈理想谈信仰，似乎很不合时宜。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会走向沉沦和没落。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
我是研究军史的。蔡将军在书中谈信仰时，以较大的篇幅谈了牺牲的话题，读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芦苇》还写到我的父亲贺龙和贺家英烈，更让我感动落泪。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70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父亲贺龙在世时，认为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3年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是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当年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然而，作为共产党和军队的领袖们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英勇献身。
去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为缅怀英烈，我不顾74岁高龄，特意回了一次故乡，重访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了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那里有我的先辈和亲朋，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
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5万大洋便可放人，送信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15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姑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5月的一次作战中，贺满姑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年仅30岁的女红军用了极刑，我的姑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俩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她们的牺牲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那一次就被杀害达80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旗帜，如蔡将军所说，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可以说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不久前，央视播出了一个名为《老大的幸福》的电视剧，去年，还播出过《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批好作品。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社会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被激活。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我们应该循着这个目标奋发努力。
对于上面这篇文章，胡风的主要感想是，贺龙家族为新中国的建立牺牲太大了，死了2000多人。细想想，红一代的牺牲又何止是贺龙一家呢？红一代都一样爬过雪山、啃过草根，出过力、流过汗、撒过血啊。可见红二代、红三代享受一些特权，根本无可厚非。胡风觉得，只要红二代、红三代不是白痴、脑残，就应当统统委以重任，把红色的江山一代一代传下去。为什么，这是父辈们牺牲换来的，是爷爷牵马牵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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