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庆问：“爱民啊，不知道你对这个人怎么看？”
王爱民毫不含糊地说：“我永远热爱并忠于伟大领袖！”
王国庆说，好，好，咱们两个的思想还是一致的。我给你讲一讲有关的一个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的亲朋好友，纷纷给写信，要求进京，请主席安排推荐工作。当时，由于人民政府各级机关需要招收工作人员，许多老干部的亲戚朋友和家属到了北京，只要历史上没有问题，一经介绍就参加工作了。
知道后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京，也可以推荐安排工作，但我的亲友不能来，也不推荐安排工作。他特别嘱咐秘田家英：“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为其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一般的亲友是这样，特殊的亲友能不能特殊？给予的回答也是两个字：不能！
其回绝母亲文家15位亲属请求照顾的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批语，毛泽.东一次拒绝这么多人的要求，实为罕见。
来信的人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信中列举：文泽湘等15人的姓名、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等，请求毛.泽.东照顾安排工作或学习深造。这封信转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像这样的拒绝并非个案。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6年出版《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信集》，收录毛.泽.东写给韶山亲友的信95封，其中建国后88封，有19封的主要内容就是回答家乡亲友提出要解决工作的问题。
追溯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祖父家的“棠佳阁”度过。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文运昌交往非常密切，对这位表兄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文运昌，是毛泽.东十六岁到湘乡县立高等小学读时的引荐人和担保人，曾借给过毛泽.东《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刊，毛泽.东曾称赞文运昌在引导他接触新思想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动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被捕，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文运昌长得有些像毛泽.东，结果他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文运昌认为，情同手足的表弟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亲戚们的工作、学习问题，信中提到的这些人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想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学习，谋得一条生活路子，现在看来也不算太过分的要求。可这些都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一个口子也不开。
毛泽.东赞誉为“骄杨”的爱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是这些亲友中最特殊的一个。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夫人杨开慧的哥哥。在长沙读时，经常出入恩师家，得到了恩师和杨开智的多方面的照顾。特别是他的夫人杨开慧被捕后，杨开智曾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智又冒着风险收殓尸体；以后又营救毛岸英兄弟。杨开智的女儿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杨家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京工作。对于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坚持照章办事。他向当时任湖南省委第一副记的王道出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电杨开智：“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校读时很要好的同学，而且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关系一直不错。解放以后，毛森品曾三次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三次亲笔给毛森品回信，当他得知毛森品家境比较困难时，又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收入中三次接济毛森品。但毛泽.东处理亲友关系的原则是：恋亲但从不搞任人唯亲，念旧但从不为旧友徇私谋利，济亲但从不为亲友撑腰壮胆。所以，当毛森品提出请毛泽.东帮推荐、安排工作时，委婉地予以拒绝：“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赏，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来推荐，反而有累清德。”
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安排几个曾经有恩于自己的亲友到北京工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本也无可厚非。而且这种举手之劳，对毛泽.东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毛泽.东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
王国庆接着说，爱民啊，现在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他老人家所倡导的精神决不能丢。
我们身边就有一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比如原安徽省委副记王昭耀，在他的“权力大树”下，妻子由一名演员升任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大儿子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妻大弟杨枫由一名教师升任宣城市委副记；妻二弟杨哲信由货车司机升任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堪称“鸡犬升天”的鲜活样本。这种事情，万万要不得。
爱民啊，你是文化人，是员，这个觉悟咱可得有啊。
他也知道，那个王昭耀因为丧失了党性，法院依法判处王昭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杨哲信、杨枫兄弟也分别被判处12年半和10年有期徒刑。当然，这位省委副记的老婆和儿子也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爱民啊，这可是教训，血的教训啊！
王国庆平时的手边就收集了很多国家对官员的处理及官员贪腐的例子。他找出一个文件夹翻了翻，找出两张递给了王爱民。王爱民接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篇报导王照耀和小舅子共用的事情。
王国庆一看说，不是这一篇，是这一篇。王爱民又接过王国庆重新递过来的一份材料看了起来。原来是王昭耀在宣判前的“最后的陈述”。人们都说，这个王昭耀认罪态度极好，在法庭上“一口气讲了足有半小时，他虽手里没拿讲稿，但思维清晰，一气呵成，一副痛心疾的神态。说到伤心处，他有些泣不成声。”
我衷心感谢中央纪委、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感谢各位领导与办案人员，在对我的审查过程中始终坚持文明执纪、文明执法、文明办案，始终对我耐心地教育、帮助与挽救，挽救我的全家老少。这大恩大德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我深知自己的罪行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的所作所为，给党的形象带来了严重的玷污，给党的威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给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忘记了党的培养，忘记了人民的哺育，忘记了党纪国法，背叛了党和人民。我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面对罪过，我痛心疾，悔恨交加，追悔莫及。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上还在于自己的主观思想，教训极其深刻。
第一，忘记了党的培养，背离了宗旨，迷了航，转了向，背叛了党。
生我的是爹娘，培养我的是伟大的党。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小学时戴上了红领巾，初中时加入共青团，大学二年级入了党。是党培养我读完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成了家，立了业，并且，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我从最基层干起，先后担任县委记、地委记、省委副记。我曾经是全省县委常委中唯一的省委委员，曾经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市）委记，48岁就担任了省委常委、副省长，仕途一直比较顺利。我深知，自己的成长进步，都是党组织关怀、培养、教育的结果。组织上为了培养我、教育我，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和汗水。对我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组织上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都感到痛惜，并谆谆教诲，指明前进的方向。组织上期望我能健康成长，成为栋梁之材，好为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对我寄予殷切的厚望。没有，就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全家。是我的救命恩人，党是我伟大的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党组织亲。
我把四十年前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忘记了党的培养，放松了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上的权力观、经济上的利益观、思想上的荣辱观，都产生了扭曲。我把员的称号看作是披在身上的华丽外衣，把四十年前举起右手向党宣誓——为而奋斗终身忘得一干二净，背离了党的宗旨，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忘记了党的好作风，被不正之风刮倒，被糖衣炮弹击中，被金钱名利俘虏，辜负了组织，背叛了党。总记教导说，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权力，本来只能好好为人民服务，而我却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为个人、家庭谋取私利。在干部调配任用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在企业争取资金项目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
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
后面的内容还有很长，王爱民已经失去了读下去的兴趣。
王爱民常对人骄傲地自称乡村文化人，王国庆和他说了这么多，他能听不懂王国庆的意思？又是，又是王昭耀，目的不就是一个吗，不想关照他们家的那个铁牛。不关照你就明说吗，用得着这样拐弯抹角？
王爱民就笑了笑说，王记，不，国庆哥，不，王记，你的难处我理解。